问:您近些年参与的展览并不多,基于怎样一种出发点,策展这次常宗贤先生的遗作展?

栗宪庭:主要还是因为我跟常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另一个常先生、包括去年我策展的于振立先生,他们身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们40年代出生,经历了当代中国变化激烈的各个时期与各种运动,从接受苏联现实主义,到接受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通过他们的艺术生涯,可以反观整个社会对艺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他们一直在寻找艺术和社会之间的结合点,这种东西是我想传达的。

问:您曾经说过不想再做展览了,现在一般什么样的展览找您,您会接受?

栗宪庭:现在更多是“友情出演”,我基本上离开艺术界,现在主要做独立电影这一块,工作量很大,有很各种困难。

问:虽然您说离开艺术界了,但相信您还是会接触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过去一年,您看到了什么令您感动的新作品和新展览吗?

栗宪庭:我现在不太关注艺术圈,看得不多。去年有一个艺术评奖,在三亚那边做的,张子康他们策划的,让我去做评委会主席,那是朋友邀请,我过不了人情关,另外一个,参展的都是年轻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看看年轻人的作品。还有就是三亚也没去过,顺便去玩一趟,也就接受了。在评那个奖时,无关小组和李燎的作品比较吸引我,他们都关注社会最敏感的一些问题。这个与电影有共通之处,昨天晚上我刚看了《天注定》,贾樟柯的立场有问题,左右不靠,但他其实是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敏感的社会事件,串到一块作为背景,来表现人的生存、心灵出现的问题,充满了暴力。回过头来说无关小组与李燎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在介入社会,我看到行为艺术在他们身上发生着变化,90年代,中国行为艺术非常强调自虐,运用身体、肢体的语言、像张洹、马六明这样一批人,而现在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特别强调介入社会和公众视角,非常具有事件性,我觉得这算是比较触动我的一点新东西吧!

问:2013年被称为“水墨元年”,您怎么看当下的水墨大热?网上还有一篇您专门抨击当代水墨的文章,那个是您写的吗?

栗宪庭:那并不是我去年写的文章,不知道谁把我过去写的文章,中间提到水墨市场的一段摘出来了,原来的题目叫《文人精神与水墨的当代性》,刚才你说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不知道是谁后加上去起的。水墨市场一直是一个黑市,官商交易的法码,水墨本身成了一个利益交易的证券,这谁都知道,但没有人揭示出来。

问:您曾经提出一个建立艺术品平价市场的想法,您觉得艺术品真的可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市场吗?

栗宪庭:我觉得可行,现在好一点的装修品、行画这些也需要花几千块钱,艺术家的画为什么不可以卖几千块钱呢?一幅小一点的作品,卖几千块钱,按照艺术家的工作量来算,其实是合理的,如果我是艺术家,我就觉得挺好了,最起码可以养家活口,这个市场其实是潜在的,就是没有做好。张晓刚他们的画,当年就是卖一百美金,那个时候实际上算是国际的平价市场。

问:去年您策展了于振立个展,在展览前言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自逐正是还原了他一生创作逐渐隐退的过程,这对当下的艺术却是一束亮眼的逆光。”这次,您为常宗贤先生写的展览文章里,您也提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问题,对批评家的您来说,这个“达”与“穷”的选择问题,困惑过您吗?

栗宪庭:中国的“士”实际上儒家文化系统里的一个概念,入世要做官,做不了官的要独善其身,所以叫“内圣外王”,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行的,你要内心要做个圣人,你是做不了一个好官的,这实际上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现实的官场实际上控制在利益结构中的,我很早就写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分裂人格的文章。但我后来想,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语言本身,中国的语言是对偶的,有“入世”、就有“出世”,对过去的文人,当然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存在,你艺术家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是搞政治,他就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不一定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关心政治,花花草草或者什么东西,也可以忧人生,跟忧天下是一样的忧虑,不是像我原来想像那么绝对。但我还是坚持艺术家对社会要有良知,但良知不是涉入政治,是一种“不平则鸣”的精神气度。韩愈当初提“古文运动”,他痛恨唐以前的奢华的文风,提出还原古文,这很像文艺复兴,借回溯古希腊、古罗马来改变当时的现实生活,韩愈他们也是希望借汉魏文化来借古讽今,来表达一种人道情怀。我还是主张艺术家要具有人道情怀,才能具有当代性,艺术不能是无病呻吟。

问:面对一些限制,您的态度一直很平和,这种平和出于怎样的一种信念?去年的独立电影活动被查封后,有一些参展的艺术家被警察带走了,这个活动您以后还会接着举办吗?

栗宪庭:办,最近在想各种办法,尽量不冲突,冲突了对谁都不好,对我们不好,对警察也不好。以前看到警察会愤怒,但愤怒不解问题,伤害的是自己,我这几年常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也常跟他们聊天,他们也是人,他们的这份工作也得来不易。就好像我们在国外生活,大家开车都让着走,而在国内,好像我抢在你前面了,我就比较牛,这是价值观出现问题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个人被社会压制太久了,所以会这样。其实,个人是在尊重别人的时候才有价值,现代哲学把个人太过强调了。

问:您这些年将精力从艺术批评转向独立电影,是什么吸引了您对独立电影的兴趣?

栗宪庭:我做独立电影其实不是出于兴趣,因为很多做独立电影的人是从艺术圈转过来的,他们其实非常艰难,我想给他们搭建、维护一个平台,所以场都有名利场,我不想深入到那个里面去,但我要做一个义工,找钱、找地方,帮他们跟领导打交道、跟警察打交道。我更多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所有的工作还是出于社会责任。

问:关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脉落、背景,线索,我相信您是最核心的当事人,您好像从来没有出版过相关的著作,在您晚年,您不打算系统的写写美术史吗?

栗宪庭:好多人跟我说这个问题,说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应该好好写写书了!但我真的苦于没有时间,每天家里都是一拨一拨的人,根本没有静下来的大块时间。再一个呢,“批评”和“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如果转到写美术史要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必须长时候安静的思考,现在我被打断的太多了,我不满意像吕澎那样罗列资料的写史,从93年起,我开始讲这一百年来的艺术思潮,“史”是找到历史转折的充分的理由,但关于近一百年来的艺术发展,有些环节和细节我至今没有搞清楚。比如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语言问题:写实,翻译就有错误,西方的“现实主义” (realistic)被中国翻译为“写实”,因为中国的语言有对偶的情结,对偶使中国语言有些趣味,但牺牲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比如为了“写意”,提出“写实”,康有为是个传统文人,他最早提出了这个词,那么成为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写实和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现实主义并不强调“写”的感觉,“写”的感觉是后来的表现主义,它很主观化了,而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翻译上的问题带来标准的问题,比如回头看徐悲鸿的许多作品,其实是很不现实主义的,有些是像征主义的,包括《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自己要说明白其实需要花很多功夫。

问:梳理近一百年的中国艺术,这样一件事情,在您有生之年一定会做吗?

栗宪庭:我是想做,但不一定能做成,人生无常。人总是被一种力量牵着走,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比如我现在特别想离开宋庄,但我走不了,上有老下有小,我又不是富翁,买不起房子。

问:您有点就像宋庄的“定海神针”,连您都想离开宋庄,宋庄的艺术家听您这么说该多失望。您觉得宋庄的未来方向在哪儿?

栗宪庭:宋庄就像北京一样,看起来脏乱差,什么人都有。但其实你真的长时间呆在这里,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好的诗人、音乐人、电影人,但浮在外面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所以我一方面讨厌,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让我感到欣慰。我觉得不管情况多恶劣,宋庄的艺术有多烂,但是艺术家作为手艺人,他们也要吃饭,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艺术本身要形成市场,而不是依靠地产。

问:对年轻艺术家说点什么吧?

栗宪庭:那次宋庄有个小孩砍手,有记者给我打电话,他们肯定是想让我说一下宋庄,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说都不合适,在西方相对民主、富裕的社会也有这样的,不能说在中国,这就成了社会和环境的问题。后来我说:除了悲伤我无话可说。我在西方看到很多艺术家都很艰苦,画卖不掉就要打工,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好的时代也不能保证你一毕业就能靠卖作品养活自己,你选择了就要认,自由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自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束缚的能力问题。

问:在您这把岁数,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化大吗?

栗宪庭:我前几年看过汉学家孔飞力的一本书,谈清代的社会政治,对照下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跟清代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不相信盛世的说法,我也不相信不要现在这个政府会有一个更好政府,一个人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冲这个社会去发泄,每个人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小环境做好,大环境会慢慢的变好。

问:您个人的生活呢?一年一年的有变化吗,现在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栗宪庭: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老,想找到个地方躲起来,但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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