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导生（1913－2014），江苏省丰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1933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后担任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全国学联主席，组织一二九运动[1]。1937年，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年委员会书记、华东局青年委员会书记。1952年，升任共青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81年，改北京市委书记。1983年，升任北京市政协主席[4]。 2014年1月9日去世。
2008年《京华时报》报道：
2008年2月，95岁的刘导生和87岁的妻子在家中。
战火纷飞的岁月，刘导生成为共产党隐秘战线上的一员。两次入狱，危在旦夕时他机智逃脱，免遭杀害。但传奇经历却让他成为“孤雁”，被停止党组织关系。他毫无怨言，坚定信念，5年后重新入党，解放后终获清白。
高中游行被捕入狱
刘导生17岁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反帝大同盟”。那时他就读师大附中，是共青团成员。
1930年8月1日“反帝日”，他和同学们冲出被警察包围的学校，高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游行队伍不断有人加入，直至包括他在内的60余人被捕。狱中，刘导生第一次亲耳听到严刑逼供的惨叫声和威吓声，他所幸因年少未被“压杠子”“插竹签”。被关押53天后，经多方营救他终于出狱。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刘导生深深记得，这首《毕业歌》当年是如何撞击着自己的心。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学生又如何能埋头读书，坐视国家危亡？他和同学怀着满腔悲愤，奔走长安街，发出抗日救亡的吼声。此时的他，已是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
自大革命失败后，北大党团组织遭多次破坏，直至1935年重建，他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
再落虎口成功脱险
刘导生曾四易其名，不满20岁就参加地下党工作，最惊险的一次经历，便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成功“越狱”。
1937年3月，身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领导成员的他，前往保定、石家庄等地检查和推动工作。“民先”是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当时仍在地下活动。
在郑州，刘导生被叛徒出卖，中圈套遭特务逮捕。被关进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最后一排楼上的一间屋子后，特务一次次审讯，要他承认“民先”即共青团，而他是负责人。
刘导生一概否认，做了两种打算：或伪造口供拖延时间决不连累党组织，或设法逃脱。
经过观察准备，一天凌晨4点，他从禁闭室通风口钻出，趁看守酣睡之际下楼，从一扇没有护栏的窗户爬出，顺着一棵树滑到仅一墙之隔的河南大学校内。他以学生身份称“要去车站送朋友”，刚睡醒的校警在朦胧中为他打开大门。迎着清晨的风，他坐人力车直奔车站，中途到朋友家化装并借路费逃跑。途中转车、躲进厕所、数次上下车以躲过特务搜查，终于返回北平。
承受考验信念未变
然而，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浇灭。竟然能逃出国民党的铜墙铁壁？大家难以置信，而他也不可能有证人。此后，他被停止党组织关系长达5年，后重新入党。
在艰难的日子里，独处党外的他受身边同志疏远，成为一只孤雁。但他对党无任何怨言，默默工作，埋头苦干。尽管1950年已正式恢复党籍，但1955年他再次接受审查。当时刘导生正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突然被要求停职反省，交代1937年被捕的情况。
历经一年调查，笼罩多年的阴影终于散去。据说专案组在当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发现了两封电报，前者称捕获中共要犯欲借此邀功，后者称因要犯出逃引咎请求处分。这名“要犯”即是刘导生。
“这是对党、对干部负责，我完全理解。”现已98岁的老人，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与结婚66年的妻子共享晚年，往事不时袭上心头，就像一幕黑白电影。“历史终归是公正的。”历经世事沧桑、生死考验，刘导生一直记得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信仰就是力量”。
17岁的吴君（化名）终于说服了父亲。2014新年将至之际，他计划彻底告别学校去宁波打工。
在秦岭深处一所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他将成为原有41个学生的“数控班”中第33个辍学的学生。
吴君在此只上了近六个月的课，此外以实习的名义在南方打了三个月的工。“学校里根本学不到想学的东西。”他对财新记者说。与其在课堂上终日睡觉无所事事、在工厂里做学生工被克扣工资，吴君更愿意早日去大城市打拼。
这并非个案。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参加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测算，全国至少220万中职学生在一年级辍学。2114万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学生在中职毕业前离开学校。
“学生的行为选择最说明问题：他们都看到了，上中职很无奈。” REAP项目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说。所谓中职，指的是面向初中毕业生提供的高中阶段职业技能教育，具体由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四类学校提供。
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迅速，许多工厂陆续外迁。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加大职业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渐成型。
为了激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中国在2006年着手建立职业教育的补贴制度。2009年，中职学校开始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到2012年，优惠政策已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还有1500元的助学金补贴。2012年，中国对中职学生的补助就投入了285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4.68倍。
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教育部的中职招生指标首次超过普高。当年的官方统计中，中职学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比重达到扩招以来的最高点，超过普高达到5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职院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在700万-800万间，其中80%是农村的学生。对城市中无法考学的流动儿童，各地也将职业教育作为他们的出路。免费的中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对教育公平的弥补，对农村、流动家庭的“馈赠”。
政府大规模投入却随着学生大量流失而打了水漂。REAP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学生辍学的原因：入学一年后，中职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大幅度退步；相较同等水平的普高学生，中职学生所谓的专业技能也无实质性的优势。当调研员们问到还没有辍学的孩子为什么不走，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父母不答应。
“中国的中职学校，成了一个高中阶段的托儿所。”Scott说，“没有多少学生满意。”
误人子弟
“我相信，在北上广、江浙，会有一些不坏的中职学校。但在内地，尤其在中西部，合格的中职学校少之又少。”Scott说。REAP团队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中职教育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走访了上百所中职院校后，Scott对中国中职教育的印象是：良莠不齐。
首先是招生的混乱。多数学校两季招生，且常因招不满学生推迟开学，不少学校秋季学期要到10月底才能开课。
其次是课程的开设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规则。Scott介绍，REAP本来抽样了300所中职学校的计算机专业，但11月开学时调研，只有250所学校真正开课。第二学年再回访，只有180所学校还在继续教——其他70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则因学生流失、人数不够而撤并。“中国教育系统搞各种各样的评估，从小学、初中、普高到大学，都有教学评估。”Scott说，“惟独职业高中，没有规范的评估。”
其三是实习的混乱。“就看当地的工厂，谁需要工人，临时把学生弄到工厂里，实习两三个月。”REAP项目组一成员认为这无助于提高学生的技能。
如此混乱的职业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REAP的研究由此从两个维度开展：一是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究竟有无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首要职能，就是帮助年轻人获得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能；二是考察学生的基本能力，如在数学、阅读、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Scott认为，一个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劳动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而这都是以语文、数学这样的课程培养的基本素养为基础。
项目组随机抽取陕西、浙江两省超过1万名的计算机专业中职学生及学习了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在高一年级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时间点，对他们进行数学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标准化测试。对比两次数据，又对缺席的学生进行个案追踪，确定最终的辍学率等数据。
REAP最后发现，在数学能力上，中职学生的分数不仅被普高学生拉开差距，而且和自己入学时相比都在退步。而学习了一年计算机专业的中职学生，和平常一周仅开一两节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相比，计算机的技能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进步的速度还显得更慢。
“学不到东西，学生当然就辍学。”Scott说。研究显示，与同等水平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学校的辍学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和学困学生的辍学率明显更高。在高一一年，中职学校的学生流失率达到了10.7%，内陆贫困地区更高达22%。
“中国在这样的中职教育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就是大浪费。”Scott说。
数百亿元补贴虚掷
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期望的结果。
“中职教育对农村家庭是最实际的选择。”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农村学生若选读中职，三年的花费是1.5万-2万元，但若选择普高、考大学，家庭平均支出5.5万-6万元。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中职就业率在95%以上，学生能学到技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给家庭带来收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投入更多。目的就是帮助农村学生掌握技能，更好就业。”
这一思路背后是无奈的现实。中国竞争性的高中教育体系下，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本来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低下，考不上好的高中，与一流大学更是无缘。REAP的另一项研究显示，贫穷农村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只有15%到20%。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年年成为热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成为就业最困难的群体。“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农村正被颠覆。
面对农村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渴求，中国的策略并非加强和扩大农村普通高中，而是在调整教育结构，把一半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由上至下，很多地方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学生比大体相当”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由此带来争抢生源的招生乱象。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湖南省教科院研究员欧阳河说，各学校普遍把招生任务摊派给教职员工，完不成任务的教师甚至不能续聘，招一个学生发劳务费400-1000元。许多初中不堪其扰，甚至规定，“捡破烂的和中职学校招生的不准入内”。
“现在不仅给老师摊派任务，还给学生回扣。”吉林一所省级重点中职学校的老师更为无奈，“学校都免费了，要倒给学生钱。哪个给钱多，学生去哪个。”为了保证本地“普职比”达标，很多县只许学生报考本县的职教中心，反而让市级、省级的学校招生更难。
与此同时，为了招进来的学生不流失，各学校也想尽办法。REAP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介绍，部分学校的做法是克扣学费。学生在开学时照常交学费，一学年结束、交了第二年学费后，学校再把上一年的学费退给学生。国家所发的1500元助学金补贴，打在学生实名的银行卡里，而这张卡也由班主任集中管理。REAP团队在河南调研的103所学校，部分学生的资助卡都扣在班主任手里。
即便如此，西部大多数地区“普职比”仍远达不到1:1。在陕西某县，普高学生8000多人，职高学生仅1500多人。该县教育局副局长感叹，“差得太远了。”
上级教育管理者对此并非不知情。西部某省一退休的教育厅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在“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下，上报的数据处处作假。“但要应付上面，我们也只能要错的数据。”他举例，一些职教中心招生困难，都是高考复读生在校内上课，学校既能出租教室，又能借此虚报招生数，“报上来500人，真的学生只有200人”。至于多领的补贴去了哪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年5月，两起职业院校套领补贴的事件先后被曝光。其中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以分散办学为名，虚假编造学籍，违规套取国家助学金1892.25万元。
2012年8月，湖北省纪委通报，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工作人员，对虚构的中职学生学籍未严格审查，致湖北应用技术学校骗取国家助学专项资金73.764万元，湖北现代科技学校骗取263.55万元。
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在中职教育领域相当普遍，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
职教学校太多了
“最要命的问题是，发展中职这个方向就是错的。”在Scott看来，下一步的讨论不仅是如何提高中职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要放弃扩大中职教育的思路，加大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投入。
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教育是为了未来。”Scott解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变革时期。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更有远见，“要看到2030年的中国需要的是什么。”Scott认为，对劳动者而言，他需要的不是当前这些即将被淘汰的产业所要求的技能，需要的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学习。”
对于“大学生过剩”的说法，Scott也坚决反对。Scott认为，中国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解有偏差。“每年7月毕业，有一些学生没有就业，但到了第二年5月再看呢？学生刚毕业时，工资当然低，他没有经验，完全可能比不上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工。但是五年后再看他的成长呢？”
Scott认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企业自己培养。“学生有了学习能力，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培训，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浙江一真空器皿制造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中职学生毕业后招进来，一开始肯定不能用。”他介绍，新员工进厂后，有2-3个月的培训期，以老员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大量实操训练。至于学生们在学校里的所学，他认为有用的还是学生的基本素养。
“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到了做大调整的时候了。”欧阳河介绍，中国中职、高职规模都很大，中职“教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凸显。在他看来，中国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应适时减少中职规模，维持高职的现有规模。
而中国目前有1.2663万所中职院校、88万名专职教师和119万名教职工。“绝不可能说不办就不办，说减少规模就能减少规模。”一位中职学校校长说。
在业界看来，更现实的路径，还是如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学校学有所得。
与公办中职院校生源流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民营技能培训机构颇受追捧。
“我们真正把工厂搬进了学校。”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负责招生的吴主任介绍，不同于公立学校第三年才集中把学生送到校外实习的模式，蓝翔校园内建有多种形式的“工厂”，“上课和上岗一样，就在机器跟前学”。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学校更是花重金开发课本，开设不同学制、等级的课程，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教师的考核激励，则与学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考核等直接挂钩。
当然，蓝翔技校的收费也是出名的高。吴主任介绍，普通专业平均而言，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以上。即便如此，学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万人左右，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北京现代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武舒军认为，民营学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对市场行业变化极为敏感，在专业、课程、学制等方面也更有灵活性。“公立学校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给学校更多些自主权。
“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灵活的职业教育。”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介绍，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就是这种模式。“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到各种社会机构里去学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
欧阳河说，中国的职业教育必须要去行政化，让市场决定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学校。“将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职业教育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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