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从一九六七年走进新华社编辑部至今，已经有四十六年。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分配进新华社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杨继绳很快发现，「那时当记者只要两个字﹕紧跟。不需要多少学识，只要紧跟政治形势，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摸熟了这一套「紧跟」路线的杨继绳走入了焦虑时期，他不知道记者这个工作还有什麼意义。反而是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当什麼记者﹑出什麼名，研究社会吧」，让杨继绳找到了方向。那时候社会上出现「走后门」现象，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多是权势子弟。杨继绳下决心揭露此事。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杨继绳接触了一些外国书籍，引领他彻底走向了自由主义道路。其中对他影响最深远的，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杨继绳发现，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经济危险性的警告，从根本上解释了他年轻时遭遇的悲剧，以及当下中国的困境。书中有一句话是：「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為之奋斗的东西相反的结果。」
「觉醒」后的杨继绳决定弄清楚年轻时经歷的那场大饥荒的真相。数年的资料积累之后，二零零八年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全面剖析大饥荒事件的书籍，取名《墓碑》。比《墓碑》波澜更大的，是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该书出版前，杨继绳深知危险性，叫来儿子和女婿，说最大的风险可能是坐三年牢，「写书坐牢不丑，不会给你们丢脸」。
年过古稀的杨继绳仍在上班，每个星期工作三个半天，餘下时间研究文革。他说，「记者就是要写大事件，大饥荒大跃进写过了，改革也写了几本，剩下的就是文革了。」杨继绳回忆起这十年浩劫，心有餘悸：「亲身经歷的并不一定很知道它的全貌，因為你是不自主的，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控制著每个人的行為思想，超越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没有信息。」杨继绳写文革，希望自己能跳出框架，还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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