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全文三万多字,恶意堆砌大量不实之词,如“大量羼水”、“随意曲解”、“托名被访者故意编造”、“欺人之谈”等等,诽谤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九一三事件”至今43年了,仍谜团多多,舒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1987年开始,通过走访众多的当事人,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写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著作。王海光对舒云的攻击表面上是针对某些具体史料或个别的观点,实质上是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到底遵循什么原则,是以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为出发点,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凭着历史的良知书写这段历史?下面笔者就王海光文中诸多论点逐一驳复。

   1、“九一三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

   “九一三事件” 的关键问题是林彪是否知道、参与了“两谋”(谋杀毛泽东、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项目组把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集中办了近四年的“学习班”,邓小平时期又经过特别法庭审理,除疑点重重的“林彪手令”外,没有找到林彪和黄吴李邱参与“两谋”的证据。民间对此普遍质疑,官方说法也在悄悄改变。例如《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再说是出自的林彪授意,而说“林立果打着林彪的旗号”。[1]此外,林彪虽然是自己上的飞机,可是林彪临走时是说去大连,并没有说去苏联,事后官方也没有查到林彪有打算去苏联的证据。如果“两谋”中谋杀毛泽东是林立果个人的行为,那么谋杀未遂逃往苏联又与林彪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邱会作说:“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第一,……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1971年9月12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像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像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群)对林彪有封锁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是决不可能外逃的。”[2]

   1971年9月12日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部队报告紧急情况。林豆豆的初衷非常明确,就是不让林彪上飞机。可是为什么“中央”却发话让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为什么不下拦阻命令?林彪一行从北戴河出发到山海关机场林彪专机起飞,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林彪等人上飞机呢?林彪专机在国内飞行一个多小时,快要出境时,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建议拦截,而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九一三事件”的核心问题,而王海光却有意回避,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回来还要和林彪谈谈。林彪为什么不敢给毛谈话,反而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苏联呢?”事实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几次要求与毛泽东谈话,而毛泽东不谈。不是林彪不敢与毛泽东谈话,而是毛泽东害怕与林彪谈话。不过也确如王海光所说,林彪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完全不应该害怕,为什么连夜逃跑呢?这种种不合逻辑的事情不正是需要搞清楚的谜团吗?

   2、毛泽东南巡讲话符合组织原则吗?

   官版“中共党史二卷”说:“毛泽东这次南方视察的目的,是要向党内表明,‘批陈整风’汇报会并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3]林彪在庐山上的讲话是突然袭击还是事先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证据确凿还是诬以谋反?再进一步问,1971年毛泽东南巡到处讲林彪,是否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

   李作鹏回忆:“(毛主席)南巡讲话是策划批斗林彪的前奏曲。……当我从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这次南巡期间多次秘密谈话的主要内容后,很自然,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不少问题想不通,疑惑不解: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我只根据自己对光明正大、对团结与分裂、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来判断: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4]

   邱会作回忆:“我问李(作鹏)他们刚才在谈什么?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在车上他同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的内容。……我心里的感觉是沉重的,我的心里沉重倒并不是自己怕什么,只是感觉主席这种做法欠妥,有什么问题,如果在会上谈,当面谈,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这样在背后搞,越搞越乱。”“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谈话总的精神就是‘处理林彪问题的动员令’。不管以后有没有‘九一三’, (毛)主席南巡的讲话,都使党分裂了。毛主席反刘少奇时,分裂了党;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党。”[5]

   毛泽东南巡对林彪和黄吴李邱的指责完全是突然袭击,与他从庐山会议以来的讲话和批示是相左的。邱会作回忆:“1970年毛主席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讲话时说:‘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回北京后政治局开一次学习生活会就行了。’1971年4月1日又讲:‘他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事(即批陈整风会议)请总理去办。’”[6]“在4月1日,毛主席接见了去北戴河的人,并做了重要讲话,对庐山问题拍板定案了,当时认为是解决了问题。从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负责的工作,军委办事组主要是抓战备。……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为第一副总理,李、邱为副总理,吴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毛主席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了,自己全部推翻了。”[7]

   毛泽东南巡谈话事实上将林彪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成为“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

   3、关于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讲话

   王海光断言毛泽东让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是“向壁虚构的杜撰”。在这里王海光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王海光说:“广州军区负责人刘兴元(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从长沙回到广州后,立即按毛泽东的指示,9月5日召开军以上干部会,向大家‘吹风’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8]王海光没有注明材料出处,看来是照抄他的硕士导师于南教授的文章。“刘兴元、丁盛从长沙回到广州后,按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5日向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9]王海光对导师于南教授的话作了一些增删,增加了“广州军区负责人”、“立即”、“召开”、“向大家‘吹风’”等。白纸黑字,为什么王海光出尔反尔要否认毛泽东指示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呢?

   张耀祠回忆:“(毛)主席每到一处谈完话都要求不要外传。”[10]卜占亚等人也有类似回忆。可是从众多史料上看,毛泽东却有两个例外:一是让汪东兴和华国锋整理他的讲话稿,由华国锋专门送到北京给周恩来;二是让广州军区“吹吹风”。

   邱会作回忆:“主席在各地谈的和在武汉谈的也差不多,基本还是那些问题。第一,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第六、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11]我们再看汪东兴的回忆: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说,“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12]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作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13]“毛主席特意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14]“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15]

   丁盛回忆说:“‘九一三’以后,毛主席说,‘林彪南逃,他为什么又不去了?他怎么又没有去呢?’ 这是毛主席的原话嘛。‘我在长沙,和丁盛他们谈话。他把我的内容全传达了嘛。丁盛他们听我的话嘛。’”[16]而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和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分别向于新野和李作鹏透露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王海光强调刘丰和顾同舟不是主动,但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局难道不一样吗?顾同舟被判11年,刘丰被关10年。如果广州军区没有毛泽东指示而擅自传达,刘兴元、丁盛在“九一三事件”后怎么可能保住官位呢?这恰恰证明了丁盛等人“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紧跟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王海光认为舒云“放大了毛泽东南巡之行的整林动机”,毛泽东南巡是“釜底抽薪”,目的是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的一幕。王海光此说显然模糊、歪曲了毛泽东整人的手段和真实思想。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步步紧逼的手段,通过华北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压迫军委办事组诸人作检讨,并给军委办事组做了政治结论。本来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没有什么大错,又被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整怕了,庐山会议后更是放低身段,处处谨慎小心,怎么可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的一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墙内可直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