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摘要：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这次谈判，并充分肯定这一条约。但随着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尖锐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以及有关成立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并且对斯大林的态度表示不满。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其民族情感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相应变化，加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影响，是促成中共领导人对谈判部分结果重新审视，渐至发生疑义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多种多样，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对革命和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关于此问题的初步分析，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代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毫无疑问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找原因，甚至也不能仅仅强调双方领导人的性格冲突和历史积怨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距离感。对中苏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民族情感方面碰撞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多年来，国内的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只是多数文章著作集中讨论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碰撞在中国党领导人民族情感上发生冲击和反应，从而影响其外交决策情况的研究与考察。事实上，所有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几乎都把摆脱民族屈辱地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首要的斗争目标。长期被压迫、受屈辱的民族悲情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唤醒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会对革命党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努力，起到巨大推动甚或是牵制的作用。一般国家的革命党如此，经过长期战争，且以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而自豪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增强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新政府最需要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宣布“一边倒”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即暂时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定，其实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希望一举成就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目标的急迫心态。但是，建立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关系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否，也不能简单地以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程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平等已然成为一个更多具有策略意义的外交问题，而非以建立理想形态为目标的原则问题。然而，对理想目标的由衷渴望，和来自国内强烈民族情绪的牵制，使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谈判废除1945年旧条约，缔订互助新条约前后，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过程。结果就出现了谈判极大成功而评价异常负面的相当奇特的情况（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即不止一次表示过对1950年谈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他说，1950年谈判中斯大林不仅企图独占中长铁路，而且要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提出在中国开办4家合营公司，甚至提出把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他明确说：“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包括“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参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李玉贞译《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年2期；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23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深入分析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此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1949年1月8-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频繁的电报往来。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向苏、美、英、法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提出相当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和谈请求，但委婉拒绝外国调停。毛泽东初接电报大为不满，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他的提议只是争取国内外舆论的一种策略手段，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毛泽东也注意到接过和平旗帜的政治宣传作用，事实上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一段电报交涉才算告一段落（注：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67-271页。）。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很快过去。几天后，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在电报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44页。）这里所说的“外国人”，自然包括俄国人。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即有意识地把自己摆到执政的地位上来。明明是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被提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多少反映出此种情况。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事实上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惟一继续占据中国领土的只有英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政府竟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租借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30年，以及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民投票完成外蒙古独立等项条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件事给国人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注：《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1945年8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61-272页。）。新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敏感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注：〔俄〕A.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路远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5-6期。）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非急于收回旅顺军事基地。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尚无海军的中共党人，自有其价值。但问题是，考虑到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倾向，从即将执政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探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遂致力于外蒙古独立。对于这一问题，中共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在20年代也一度赞同过苏联的主张（注：最典型的言论可参见1924年3-4月间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长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3-4月。）。但是，考虑到国内的舆论要求，作为中国民族利益代言人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改变看法。毛泽东在1936年曾公开表示，对于外蒙古问题，应当在革命胜利后通过成立“中华联邦”的方式来解决，“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注：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共产党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254页。）。如今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当然要重提这一设想。在会谈中，他虽然委婉，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愿望（注：本段及下段，《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建立一道防波堤，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在即，苏联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因为，在俄国人看来，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外蒙古20年代就已经独立，1945年不过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如今再改变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完全没有可能。斯大林因此话里有话地告诉毛泽东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坚持外蒙古回归中国，反而可能因外蒙古坚持独立，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苏两党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建立新中国需要苏联有力帮助与支持的情况，使旅顺港和外蒙古问题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共领导人这时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共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报告提出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却是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共中央并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坚持提到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明白表示愿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注：《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共和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对报告的批语）》，1949年7月4日，《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2期。）。

中共中央这时的主要外交考虑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即根本废除旧政府遗留下的一切外交条约，与所有国家重建外交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真正实现毛泽东关于“另起炉灶”的外交意图，能否废除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另订新约，自然成为关键所在。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高度评价说：旧的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将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地表示：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订新约（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