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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宣布戒嚴,香港左派老報人金堯如讓他主持的《文匯報》開天窗,只書「痛心疾首」四個字。(作者提供)&oq=25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宣布戒嚴,香港左派老報人金堯如讓他主持的《文匯報》開天窗,只書「痛心疾首」四個字。(作者提供)

香港有一個金堯如紀念基金會,2009年成立以來每年頒發「金堯如新聞自由奬」。金是一位老共產黨人,香港文匯報老總編輯。1989年5月北京宣佈戒嚴後,他和社長李子誦等人在文匯報社論欄開了天窗,上書四個大字:痛心疾首!

週六,香港召開「六四」25週年內地與香港新聞自由研討會暨第五屆金堯如新聞自由奬頒奬會。「六四」,「新聞自由」,這兩個詞語排列在一起,在今天有特殊的意味。

聽眾多數是1989年後出生的學生,其中還有香港老師帶領來參會的中學生,他們在滂沱大雨中趕來,會議的主題——「新聞自由的風風雨雨:25年來內地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狀況」,為眾人所關注。

站在螢幕所示「痛心疾首」舊報版面下方的主持人程翔、講者劉銳紹,上世紀80年代曾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他們在政治風浪中經歷的凶險、遭受的噩運,是香港朋友熟知的。香港城市大學李金銓教授和我也應邀演講,主持者讓我談25年來中國大陸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

這篇講稿,我請「風傳媒」發表,期與兩岸三地朋友們切磋。

〈中國大陸二十五年來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

各位朋友: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過去25年。當時我是北京解放軍報的記者,曾捲入事件。4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先生因刊登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遭解職,我以個人名義向他發去聲援電報:「歷史的榮譽當之無愧屬於你,中國新聞自由的先驅欽本立」。5月,學生絕食抗議,我曾和同事們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因為這兩件事,不久後受到清查,被解除職務,離開軍隊。

我在北京工作時,就已認識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李子誦先生,而我與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那時就已是朋友。銳紹駕駛一輛舊車,在被北京四處奔波採訪的樣子,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曾要求我領導的軍報記者們,學銳紹的樣子,做一個職業的新聞人。

25年了。六四事件後,中國內地的新聞工作者在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上,又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主持者讓我談一談這25年的歷程,這不容易——因為有太多的坎坷、又有太多的變化。請允許我用十分簡略的方式,勾勒一幅歷史圖像。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與內地爭取新聞自由的進程密切相關的,有5個角色,分別是:政治權力、新聞媒體、市場經濟、資訊科技、公民社會。我把它們簡化為:權力、媒體、市場、科技和公民。圍繞新聞自由,這5個角色在交叉、博弈、鬥爭。

5個角色並非從來就有。鄧小平時代,這5個角色裡,只有兩個:權力和媒體。在江澤民時期,增加到3個:權力、媒體和市場;到胡錦濤時期,再增加科技與公民,5個全部登場。

在毛澤東時代,權力吃掉了媒體,千報一面,眾台一腔,媒體成為專制者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改革開放後,媒體的專業意識、自主意識復蘇。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熱潮中,新聞改革一度活躍。那時的媒體,幾乎全是黨媒。權力嚴控媒體,媒體要爭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力常逼迫媒體講假話,而媒體要努力講真話;這是那個年代的博弈和鬥爭。六四,媒體人喊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那時中國還沒有市場經濟,媒體民營化的嘗試雖已開始(如北京《經濟學周報》),但僅是微弱的萌芽。商業化媒體也開始出現(如街頭小報),但遠非真正的媒體市場。

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用暮年的最後一搏換來的。「九二南巡」後,有一段媒體與市場的蜜月期。爭取新聞自由的人們,抓住機會,迅速發展。《南方週末》、《財經》雜誌,都是在那時崛起的。權力─媒體二維架構,變成了權力─媒體─市場的三維圖像。李金銓教授的論文《中港臺傳媒與民主改革的交光互影》,曾對內地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控制」做過精闢分析。江澤民的名言「悶聲發大財」,也可為當時中共的新聞政策做生動注腳。那時的政治權力,對媒體與市場的結盟態度曖昧。他們當然要媒體乖乖聽話,也需要媒體為他們掙錢。江澤民時期,權貴資本主義迅猛發展。新聞自由的追求者們,使用市場化的武器與政治權力抗衡,也發現權力與市場日益緊密地擁抱。權力需要市場,市場恐懼權力,資本有時更願聽命於權力,甚至不惜與權力聯手控制媒體、壓制媒體。

江澤民執政的後半期,一個幽靈飄海而來:那就是互聯網(網際網路)。謝謝江主席,他那時還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將變成一個令執政者惶恐的巨大怪物。他那時對發展互聯網採取了支持的態度——雖然沒有像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注:台譯為馬哈地)那樣,早早宣佈不對互聯網進行審查。不過,互聯網的魔力,要到胡錦濤時期才有淋漓盡致的展現。

胡錦濤2002年秋天上任時,中國的互聯網已很活躍:門戶網站、聊天室、新聞跟帖,是那時網民們的主要平臺。在胡的第一個任期(2002─2007),博客來了,「公民記者」出現了。許多突發事件,通過網絡被報道,許多腐敗官員,遭人肉搜索,被網民揭露。網絡上眾聲喧嘩,各種意見經由大眾麥克風表達。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2007─2012),微博來了,微信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使用移動互聯網終端: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從前,辦報紙、辦廣播、拍電視,都需很高的成本。現在,做新聞的門檻越來越低。「自媒體」時代到來了,拍照片、拍視頻、上傳、發佈,都極其簡單便利。這是顛覆,是挑戰。既是對政治權力的挑戰,也是對資本權力的挑戰,而資訊科技最大的受益者,從長遠看,一定是公民。胡錦濤當政的10年中,中國的民間社會在發育,這當然不是政府的恩賜,相反,民間社會是在重重阻礙下艱難生長的。公民運動與新媒體交相呼應,風起雲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觀。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權力─媒─市場─科技─公民,這5個角色彼此互動所帶來的變化:

資訊科技衝擊了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同時又造就了無數新的媒體。在傳媒市場上,互聯網已成為主角。互聯網公司中,若干巨無霸,是境外上市公司。它的產權結構,已和黨媒體、國家媒體的結構判然不同。資訊科技與傳媒市場的緊密結合,已形成不可小看的巨大力量。

媒體,如果我們說的是傳統媒體,今天的日子的確不好過。它受到管制體系的嚴厲壓制,又面對新媒體的無情競爭。然而,一方面在傳統媒體中依然有許多堅守良知、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士,另一方面,許多報紙、雜誌的記者編輯,已轉戰互聯網,在全新的競技場上,用新的方式爭取自由。

而公民,公民社會,正成為變革的要素。維護自身權益,捍衛公平正義,必然要求資訊公開、言者無罪。新聞自由,不只是媒體人的權利,更是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的領袖,本身就是互聯網上的活躍人物。毋庸諱言,互聯網上真假參半,魚龍混雜;這個道德沈淪的粗鄙年代,無良媒體和無良報導的存在,不足為怪。而公民社會,正是媒體最好的監督者。它有可能,促進媒體在追求自由的同時承擔責任。爭取新聞自由的內地媒體人,已越來越自覺地融入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建設。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媒體人,和追求言論自由的普通公民們一起,使用互聯網,衝破報導禁區和言論限制。有時取得進展,有時受到更嚴厲打壓。

內地的輿論管制者,已經很清楚他們面對的挑戰。六四後的25年,市場、科技、公民,從三個方向崛起,迫使政治權力不能不改變舊有的傳媒管制套路。對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動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對傳媒市場、資訊科技進行利用和控制,對民間社會進行打壓。他們要讓市場和科技為黨所用,做大做強黨的報刊、黨的網站、黨的傳媒集團。對互聯網上他們所說的「噪音」、「雜音」,則隨時整肅。2013年,在「輿論鬥爭」的口號下,內地互聯網遭遇嚴冬,微博元氣大傷,至今沒有恢復。

中國新聞自由的出路和在?我認為,與其糾纏於「樂觀還是悲觀」、「希望或是絕望」,不如用行動,參與那些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這個變化,包括政治權力的變化——無論這種變化是社會壓力的逼迫使然、是內部權爭引發、還是自覺的變革(內地詞典裡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重要的變化,來自市場、科技、公民匯成的奔騰活水。2014,已經不是1989。設想,如果那時有互聯網,如果那時有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如果那時就有如今這麼多已經成熟起來的公民組織,會不會有另一種局面?歷史不能假設,但未來可以創造。

25年,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曲曲彎彎。坦白說,相比25年前,我們沒有走出多遠。但我見過一些令我難忘的媒體人和網絡寫作者,他們的博客被「和諧」(遮罩),出境受阻撓,甚至曾被傳喚拘禁,然而,受過如此多的磨難,卻依然率性豪放。他們不喜歡悲情,不喜歡哀嘆,更沒有恐懼。他們從未放棄努力,對自由,似乎比我更有信心——因為他們是行動者。

是的,爭取新聞自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第35條真正兌現,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最重要問題是:我們今天能做甚麼?

謝謝大家。

*作者為知外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國際傳媒研究計畫主任。(本文為香港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會暨研討會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