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吴法宪:我在秦城监狱的囚徒生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O一号”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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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6日, 8:55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