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纪霖看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自以为是,缺乏感恩、谦卑、反思精神,非常善于权变,充满了机会主义心态,虽然“立功、立言”尚可,但留给这个时代的道德遗产太少了。“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不能脱俗。” 

 

在当今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许纪霖是很独特的一个,因为他是一个不容易被贴上标签的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法则和方案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各种极端的运动都在片面地执著于某一种价值的合理性,但是各种价值之间是有冲突的,我们需要选择。任何选择都是艰难的决定,我总是在寻求这样一种中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取了一个怀疑论者的位置。”许纪霖说。

 

在当今知识界充满对立的时代风尚下,他这种不合群的自我定位使得他在知识界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许纪霖的不合群还体现在他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上。所谓“我们这一代”是指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新三届”毕业生。这批人如今大多数都在60岁左右。在这批人中,许纪霖的年龄算是小的,这使他能够跳出“我们这一代”,反思“我们这一代”。

 

在许纪霖看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自以为是,缺乏感恩、谦卑、反思精神,非常善于权变,充满了机会主义心态,虽然“立功、立言”尚可,但留给这个时代的道德遗产太少了。“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不能脱俗。”许纪霖说。

 

作为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一直是他思考的重点。

 

知识分子除了常识,还要有知识

 

问: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完了,就目前思想界的这种发展趋势来讲,下一个十年中国思想界会有什么焦点议题?

:无法预测。十年以前你根本无法预测今天国家主义强劲崛起。但我觉得未来十年可能会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强有力的思潮的挑战:一个是国家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可能又会非常吊诡地结合在一起。

我对未来的态度是一种谨慎的悲观或者谨慎的乐观的态度。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是没法改变的,中国是不可能退回去的。

 

问: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你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发言,但是当今很多社会问题很复杂,如果仅仅站在某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谈论某一个问题,是不是容易因为过于琐碎而缺乏全局感?

许纪霖:我指的专业化不是从这个角度谈的,是说当你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学理,而不是仅凭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赞成回到常识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很简单,比如邓玉娇事件,靠常识就能判断,不需要用一套玄妙的专业学理来掩饰问题的核心。但常识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一些事情是否合理的问题就不是凭常识能回答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人站出来从专业角度来论证、判断,这不是其他人能够做的。

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除了常识之外,还要有知识,你有你的知识,我有我的知识,合起来就构成一种极强的力量,能够揭穿某种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自我辩护的各种权力的秘密。

 

问:你对媒体知识分子评价并不是很高,是不是也主要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许纪霖:我一直是反对两极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是媒体知识分子的毛病。学院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我对学院知识分子说,你们要更多的公共性,你的知识、你的意义在哪里,要在公共性上获得证明;那我对媒体知识分子更多的会说,你们多一点知识吧。最好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和知识一定是平衡的,虽然要做到很难。

问:你也讲过,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一样,政治家追寻的是责任伦理,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信念伦理,那知识分子在发言时需不需要考虑他的观点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许纪霖:这要看你做什么工作。如果你是做纯粹的理论研究的话,不要去在乎它的实践结果是怎么样的,一种理论在实践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它有很多变量是你无法控制的,你就对真理负责,对你的学术良知负责就行了,不要去考虑太多,那也不是你要考虑的。但是,如果你要设计治世方案的话你就要有责任。

 

问:具体到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需不需要考虑操作性的问题?

许纪霖:公共知识分子就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因为他面对大众,面对公共事务发言,他就必须在自己的信念和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要能够承担起责任伦理的结果。责任伦理和价值伦理之间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原创性潜伏着走火入魔的危险

 

问: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学者,追求的是一套严密的逻辑论证和一种规范的论述,那么你认为原创性对学者是不是很重要?

许纪霖:原创性是一种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原创能力的。原创性也潜伏着一种走火入魔的危险。在我看来,原创性和传统之间需要一个平衡,尊重传统,按照某种加法来做,你会感到拘束,可能没有创新,但是如果缺乏一种加法,全都是原创的话,最后会成为野狐禅,未必会成为经典,最好的东西就是有自己的加法,然后又有相当的原创性。

 

问:那你对目前思想界的原创力如何评价?

许纪霖:我觉得反而应该更强调少点儿原创性,多尊重一点传统。中国现在那种所谓有原创性的人太多了,都自以为开天辟地,从自己开始,不太尊重传统,这种原创性能够留下多少成为经典尚是疑问。人类的智慧是累积的,割断人类的智慧你什么都不是。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敬畏之心。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原创、创新成风的时代,我倒要更多地强调尊重前人留下来的那些经典,在此基础上往前走一小步,我们就非常伟大了。

 

问:知识界现在比较活跃的其实也就是你们这一代人,70后、80后好像对社会思潮的关注度和兴趣都不够,你会觉得失望吗?

许纪霖:代际的分析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代际之间完全不相干,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他们可以有共同的关怀,关怀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超越代际的,但是关怀的方式可能不同。我们这代人总是喜欢以大视野来思考大问题,新一代人很务实,会很具体地、细致地、深入地分析问题。他们有时候全局感会弱一点,我们这代人有全局感,但是有时候会空疏。

 

我不为时代写作

 

问:在你研究的知识分子中,有没有谁跟你的志趣、性情比较相似一些,或者说你特别偏好这个人,特别愿意深入地研究他?

许纪霖:我喜欢研究内心世界比较复杂的人,这能构成对我自信的一个挑战。我不太喜欢那种头脑简单的人,我觉得他们通常轻信,不具有复杂性。

 

问:那在你研究过的知识分子中,有没有你认为还值得进一步去挖掘的?

许纪霖:凡是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这个挖掘是没有底的,比如说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到“五四”的鲁迅、李大钊、胡适这一大批人,过十年你就可能有新的发现。当然这些人物是一线的,也有一些我们过去不太重视的二线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们往往会让你有一些新的发现。研究知识分子不是解剖尸体,不是在客观冷静地寻找所谓的真相,而是你和他心灵对话与理解的过程。只要你的心灵够开放,过一段时间你会突然找到新的角度重新来理解他。

 

问:我知道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许纪霖:只是一个愿望,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很难,写书没到那个功夫就不要硬写。

 

问:这个时代需要这个东西。

许纪霖:时代需不需要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不为时代写作,我为自己写作,我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这是我和红卫兵这代最大的区别,我对我自己的良知负责。我看了太多的富有使命感的东西,最后都因火候未到,一败涂地。别尔嘉耶夫经过一生思考写出来《俄罗斯思想》,我对中国现代思想有很多东西还在思考,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真的到了火候了,可以写。

 

问:那下一本儿书准备写什么呢?

许纪霖:我很少有计划。我是以历史来反思现实,以现实来思考历史,有时候我会沉迷在历史里面,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会回到现实,在现实当中获得足够的灵感以后再回到历史,如此反复互动,形成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我是一个有现实感的历史学家,或者说是有历史感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