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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近清明,老人家逝世一周年,想去他的微博点盏蜡烛而不得。只能发去年未发之旧文,无力地怀想过去。

南方报业旧楼八楼,一副老花镜下的标志性笑脸,双眼孩童般弯成月牙,说话拖着长长的尾音:“小赵啊……”这是主任曾礼。

曾礼是我初出校园的三位领导之一。与另外两位主任一样,他身上泛着老报人的谦和淡泊。在289号大院内,年轻人恃才放旷,年长者也乐见其成,他们笑看一波波后浪,象看着年轻时候的自己。曾礼的笑脸尤是典型。

那时,他酒量惊人,年会场合不敢轻易与其觥筹交碰;他的办公室内总是烟熏火燎,惹得女同事侧脸而过;他常常边甩着手里的拖拉机牌,边与我说起杀人放火的突发新闻……读完他博客连载的《往事如绸》后,才了解那些“生活恶习”,不过是他跌宕坚硬的人生,在党报体制里的玩世不恭。

退休返聘后,《》的新闻专业氛围,微博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让他“六十不惑”而后又“还童”,《》编辑称之为“天性的释放”。

儿子曾嵘劝他少喝酒、少抽烟,他却认为,为了多活一年放弃这些不值。“他就是这样一把硬骨头,这种硬,也导致他早早离开我们。”

老报人

2006年夏天,我到那座刻着鲁班奖的大楼八楼报到,所在部门是《南方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快速反应工作室”。曾礼是副主任。

快速反应工作室每天24小时接听热线报料,曾礼和另外两位主任轮流接呼叫中心筛选过来的报料电话,再将有价值的突发新闻派给我们几个年轻记者。

逢其值班,半夜接他电话,他总充满歉意。偶尔漏了夜半新闻,同城媒体见诸报端时,他则私下说:“不想扰你们清梦,算了。”我当时不解,若干年后明白“有人性地做新闻”,就如当年曾主任,先有对身边人的疼惜,然后才是新闻。

但他还是对半夜“骚扰”的愧疚记挂在心。六七年后,仍常在微博夸赞我深夜跑新闻,反倒是我无地自容起来,那点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其实有多肤浅。

逢其审稿,交稿翌日进他办公室,听他念叨前日我精心藏在稿子里的句子,然后是他爽朗的笑,那种瞬间会意的默契,像是遇见了知音。

突发新闻多风风火火,每与摄影记者出门干活被他撞见,那副标志性的笑脸就会慢悠悠、乐呵呵淌出一句:“看你们金童玉女啊!”后来,我与摄影记者一同离开报社,在他乡结婚安居,他和报社其他老领导一样,时有问候,似儿女离家的牵挂。

在地方新闻中心,负责记者站工作的放姐是他二十多年的下属。他们两人揽下通联工作室所有工作,包括记者站采编、广告和发行,以及省内各地市新闻秘书联络。

放姐初到通联工作室时,曾礼是韶关站站长,放姐的工作是联络各站站长和新闻秘书。“那时,他就是韶关新闻界的风向标,他写什么稿,韶关各界都关心。”

2001年,曾礼从韶关站辗转回南方农村报任副主编,随后又回到地方新闻中心通联工作室,放姐与他再度碰见,“这时我们早就熟识,明明他是主任,却更像兄妹。”

放姐性格耿直火爆,常整层楼都能听到她“河东狮吼”:“曾礼!”曾礼则语重心长唤:“李放……”这是他们两的日常交流方式。若是哪天放姐改了称谓:“曾主任!”曾礼便会惊觉:“我又做错什么了?”

放姐如勤杂员打理记者站各项工作,曾礼则更多负责与报社领导沟通。外强心软的放姐累到病倒,曾礼电话问候:“李放,怎么样?”放姐顺势哭诉:“好辛苦啊,要死了!”曾礼开玩笑逗她:“死了没事,记得珠江新城的房子改我名啊!”引得放姐骤然大笑,病痛全无。

放姐有时也向他埋怨:“你看我累死累活就拿两三千,你这领导可以拿六千!”曾礼又逗她:“那你为什么不做领导呢?”

其实放姐心里是佩服他的。“他能写,又毫无领导架子。与20多个记者站站长情同兄弟,我是个急性子,看我急他就劝我:慢慢来。”

为了争取主任基金开展记者站和新闻秘书活动,他与领导拍案。“但是他不记仇,转身就忘记。”他常感叹身边渐渐离去的老同事:“他们都应该想开些,像我,今天说完今天算,明天继续无忧生活。”

放姐多年单身,根据广东习俗,她与我们一样每年可以获得曾礼特别包的开年利是。“知道吗,今年他给我包了200元!”我们总是在打开他的利是时,有种被老人家特别疼爱的满足。

六十还童

曾礼的父亲与民国同岁。“小时候老听父亲说,他跟民国同年,民国多少年他就多少岁。我总是纠正他,现在是公元年了,但他老记不清,就记得民国多少年。”

文革前,曾父靠小本生意起家,赚得些家产和田地;文革中,一家背着“地主”之名被批斗;文革结束后,曾父回到湛江重操旧业,舒一口气叹息:“终于又回到解放前了!”

2011年,要是其父仍活着,“刚好100岁”。这一年,他退休返聘《南方周末》审读员第三个年头;也是这一年,他以“文章太长,太难读”为由,否决了一篇关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文章刊发。

在成为报社审读员之前,曾礼曾挂职一年省委宣传部审读员。“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退休后他被选中成为报社审读员。”

“那时他不苟言笑,表现得保守又严肃。”报社年轻人本能地对其退避三分。

一次,报纸要登一篇《把妹达人》,曾礼在编辑会上质疑:“这与本报价值观不同。”编辑C君力争:稿子操作没问题,报纸需要吸引年轻读者,这是在介绍一种现象。双方就此产生争执。散会后,C君在办公室旁若无人地骂:“这老头,退休了还不回!”

第二日C君上班,桌上放了一箱荔枝,旁人告诉他:“这是曾总送的,让你消消火。”C君心中生出些好感:“原来那个面目可憎的老头,也并不是不可沟通。”

此后C君又找机会到其办公室闲聊,发现“他是真诚地为了安全,哪里删去,哪里保留都有他的道理,且是在尽量不损害稿子质量的基础上。”C君对他的好感急剧上升。

这时的曾礼刚刚学会上微博,他兴奋地注册了“六十不惑”的网名,给我发来“求关注”私信:“我是退而不休,人家四十不惑,我到六十才不惑。”虽然如报社前社长范宜锦这样“潮”的媒体老一辈不少,他的私信还是让我惊喜,我直回:“哇,曾主任好潮!”他又纠正我:“我已退,不要喊我主任了,网络世界没有领导。”他建议,若非要尊老称呼,就称他为“不惑老师”。

C君们也开始了与不惑老师的“杯酒人生”。第一次几位编辑还找借口约他喝酒,“向他探探风声,问问重庆选题该如何做。”凭着他年轻时文革和下乡的经历,曾礼对年轻人给出了意见:“重庆早晚会出事。”

他一语中的,事后让年轻编辑佩服不已。2012年11月8日,曾礼为了维护年轻采编的专业理念,也为了维护报纸多年来的声望,再一次与总编辑对峙,表达他作为一名审读员的别样立场:“宁可不完成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良心,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话语赢得了年轻编辑记者的掌声。此后的曾礼,与其说是报社审读员,不如说是长辈,在钢丝上呵护着一份报纸的尊严。

“同学们,再见了”

在年轻报人之中,曾礼仿佛也找回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不仅做审读把关工作,还参与到报社选题会中,和80后采编一同为精妙的选题兴奋,出谋划策;采编人员则信任他的方向把握,欢迎他加入他们中间。“到最后,我们就是一起的了,甚至都没有代沟。”

娴熟于微博发言之后,他乐此不疲。时常兴奋地跑到编辑部,告诉年轻人他的粉丝又涨了多少。他勤于写评论,阐述时事观点,发表在《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上。当然,他的评论也有因观点过激,被报社不予发表的。于是他发于网络,还会拉报社年轻大V帮忙转发。

在新浪微博和博客上,他的博文多次被删。事后他又会写博文与网络管理员理论“无理删帖”。

编辑Y君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去世前的周五约他吃饭。之后,他准备回家扫墓,然后随儿子一同前往加拿大“去看看西方自由世界”。

Y君起初因故推脱,并未赴约,曾礼多个电话,“像是他自己有预感一样,再三打电话说:你不来会后悔的。”Y君庆幸他还是去了,“要不然真会的后悔死!”

聚会中,酒过三巡时,曾礼概括自己的报人生涯:我和《南方日报》就如同结发夫妻,更多的是习惯,没有激情;而《南方周末》对我,就像一个妙龄女郎。

年轻人顺势戏谑他:“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小三?”沉思过后,曾礼的答案仍然是:《南方周末》。这是他在报社的最后一天。

第二日,他在微博发布了“郑重声明”:“昨天(3月29日)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下月开始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所以,今天公开我的身份:原南方周末审读员。从今以后,我的微博言论与原职业无关。”

两天前,原本置于《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一张绿皮沙发,在消失多年后被行政人员搬回。Y君觉得奇怪,问:“这是哪里又冒出来的?”“之前放曾总办公室了,现在他要走了,让送回来。”

与他离职同一日,我家摄影记者也因“惹是生非”被一家地市党报不续约,曾礼在微博上再度问候我们,并称自由身后会到苏州来看我们。

他没有来。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编排,三天后,传来的是他离去的噩耗。

《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得知他“身退”的消息,正筹划着送他一本毕业留言册,“他审读报纸四年,像大学一样,与我们也是同学情谊。”如其临走时在报社内部论坛写下的《童鞋们,再见了》。

2013年4月4日晨,我给放姐打电话时,她正赶往机场。她要去为兄弟样的领导操办葬礼。这位往日里男人样风驰电掣的女人,在电话里哽咽着一句话:“认识曾礼是我一辈子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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