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高王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