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孟昭庚：毛泽东险象环生的1971年南巡路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转入公开化。林彪一伙蠢蠢欲动，毛泽东有很大的危机感。总之，他不能再待在北京了，他必须到下面走一走，到南方去看一看，给一些高级干部吹吹风。

　　 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乘坐一号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带有神秘色彩而又险象环生的一次南方之行。

　　 毛泽东在武汉跟湖北、河南两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锋芒直指林彪

　　 8月16日，专列抵达武汉。在武汉，毛泽东泰然自若，从8月16日至8月27日，10多天时间，先后将湖北、河南两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召来谈话。在谈话的人中间，当然不乏同林彪关系密切的人，其中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就是林彪的心腹干将。

　　 与刘丰谈话开始，毛泽东首先提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有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谈话不慌不忙，字斟句酌，锋芒直指林彪。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斗争。”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外”。

　　 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指出：“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指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尖锐指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毛泽东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林彪确实把政变的赌注押在空军。戎马一生的林彪看上了空军这支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在《“571工程”纪要》中就说明了其中的原因，“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

　　 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他尖锐地指出：“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刘丰小心翼翼地听着，他被这种谈话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所震骇。

　　 “要反对夫人专政。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毛泽东谈话的锋芒又指向林彪的老婆叶群。

　　 毛泽东继续说：“夫人可以作秘书，不要作办公室主任，又尽做坏事。”他进一步指出：“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林立果被捧为“超天才”

　　 “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又不指名地点到了林立果。

　　 林立果是林彪与叶群所生的儿子，小名老虎，被林彪称作“眼珠子”。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5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文革”兴起，学校师生都在停课“闹革命”，21岁的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也就闲居在家。叶群和林彪商量该让他出去闯闯了，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这就指派专人把他送到上海，交给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全权“照顾”。

　　 江腾蛟带着林立果在上海、杭州参加空军部队各种会议，会见各级领导人。林立果心安理得地接受江腾蛟的吹捧：“立果年轻有为，聪明绝顶，是最优秀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能把立果派到我们这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我们空军来说，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最大的自豪。”

　　 林立果在江腾蛟任职的空军部队里，结识了他在军队中的第一批同伙，就是在“四清”时照顾叶群的那帮人，而江腾蛟则是挂帅人物。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小组”“小联合舰队”的那伙人。

　　 1967年3月，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林立果没有办理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从事秘书一职。4个月后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周宇驰（后来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介绍”，办了入党手续。

　　 林彪对唯一的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推荐任用。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这年10月初，林彪又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当面授意吴法宪提拔林立果。

　　 1969年10月18日，吴法宪接见林立果，以空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当时，林立果24岁，入伍不足3年。

　　 次日，吴法宪召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等人开会，指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吴法宪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把空军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

　　 林立果利用特权在空军中网罗起一批人，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是林彪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为了推动林立果的工作，林彪特意召见了“调研小组”成员。1970年5月2日，在毛家湾，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调研小组”成员齐聚一堂。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周宇驰等人心领神会。次日，几个人专门开会，向林彪表忠心，郑重推举林立果为“头”。

　　 为使林立果顺利行使非常之权，1970年下半年，吴法宪控制下的空军开始极力地宣扬林立果。此后，抬高林立果的言论层出不穷：“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

　　 “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空军政治部通过决议：对林立果，要“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什么”等等。

　　 不久，在林彪的安排下，由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发表在7月2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说是林立果写的，为林立果捞取“政治资本”。

　　 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吹嘘得神乎其神，说他是万能的、法力无边的。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之后，吴法宪、周宇驰等对“讲用报告”大肆吹捧，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

　　 吴法宪称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林立果的报告印刷7万多册，广为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20几岁的人称为“超天才”一说之由来。后来有人说，“林立果”三个字念出来就是“另立国”。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改名字的毛泽东，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的。

　　 毛泽东把林彪跟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人并列

　　 毛泽东继续跟刘丰、刘建勋等人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他有‘两难’：一是分裂我们党难，二是回头难。”

　　 “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要能搞10次、2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把历次党内斗争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把与林彪的斗争也算了进去，把林彪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人并列。

　　 刘丰等人不停地记着，心中十分紧张，额头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

　　 毛泽东说：“我说的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但他又补充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在长沙，毛泽东向被召见谈话的负责人，作出“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并带领大家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8月27日夜，毛泽东的专列到了长沙车站。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召见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等。

　　 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向在座的人作出一条重要指示，这就是后来举世皆知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接着，毛泽东联系党内历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历史，重提“十次路线斗争”，要在座的各位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提高理论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泽东叫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边说边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毛泽东唱一段，讲解一段。他说：“《国际歌》的词和列宁的《欧仁？鲍狄埃》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