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教育以培养“文明人”为目标,主要就是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教育为立国之本,美育为立教之本,审美为立人之本”这三句话用得较好的国家,这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的“博雅教育”的传统。 ——柯领 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与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1834——1901)从1872到70年代末,连续出版了其代表著作《劝学篇》与《文明论慨略》这两本深刻影响了日本文明转型的书。福泽谕吉认为,欧洲与美国为文明国家,中国、日本、土耳其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外在事物和内在精神”,认为内在精神才是文明的根本,主张先学习西洋较难的“内在的精神文明”,即思想、教育、风气等无形的“文明精神”,然后再学习衣、食、住、行、法律等“外在的物质文明”;变革社会先变革人心方达改制政令,由精神达到有形的物质才是正途。于是日本的改革目标就是全面学习欧美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福泽谕吉的思想被日本政府采纳,经过二十多年与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努力,日本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为了纪念福泽谕吉的贡献,一万日元货币上就是福泽谕吉的肖像。从近代到现在,中国一直没有产生大思想家与大教育家,国家的

发展以富强为目标严重缺少以文明为目标的内在精神,使得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融合东西方文明的成熟的教育体系,这大大延缓了中国成为“文明国家”的进程。当代的中国教育以应试教育为根本,国家的教育体系是以培养“工具人”为中心来展开的教育体系,与世界教育潮流背倒而驰,成了“反文明”与“反教育”,使得今天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出现了全面的教育恐慌。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是以培养“文明人”为中心来展开的教育体系,特别重视体育与美育以及科学探究课程的学习。中国的教育以“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为中心进行系统训练严重缺少“文明人”的培养,这就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最根本的差距。日本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就是以培养“文明人”为中心展开的。经过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并论证了“美是教育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我总结出的教育的三大原理“教育为立国之本、美育为立教之本、审美为立人之本”就象牛顿的三大定律一样,是永恒的普遍的规律。发达国家主要就是自觉与不自觉地把这三句话用得较好的国家,这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的“博雅教育”的传统;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把这三句话用得不好的国家,其共同特点是,不重视体育与美育,个体生命普遍缺少高雅美的升华,缺少“野性而又高贵”的人格。现在,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在英明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崛起成为文明国家。在我看来,中国崛起的核心就是要从上到下不顾一切地“培养文明人”,只有“文明人”才能创造“文明的制度”与“文明的产品”。这是一次“精神大呼吸”与“价值大翻转”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绝对精神”的主导下建立以培养“文明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中的“绝对精神”就是——培养“野性而又高贵”的孩子。这里,首先让我们看一篇教育专家熊丙奇先生撰写的中外教育比较的文章来开始我们的教育探索之旅: 一个中国“差生”的转变熊丙奇“又是新学期开学,虽然今年教育部确定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幸福”,但是,还是难掩现实中存在的学生开学不快乐、不幸福。一个正在加拿大读10年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三年之前,她在国内读初中时的痛苦经历。那时,她被称为学校的“神话”——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老师不喜欢她,同学们以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每天上学都感觉是煎熬,而回到家里,作业不想做,唯一让她觉得有乐趣的事是,打电脑游戏。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她有明显的厌学情绪以及网瘾。老师多次找家长去谈话,但都找不到办法。她不喜欢数学,可是这是必须学的课程,且学得很难;她不喜欢老师上课从头讲到尾,让大家把手规规矩矩放在桌上,但全班其他同学都听话的这样做;她很喜欢画画,可是学校里没有这样的课,而且,老师告诉她,搞美术的,都是想“曲线高考”……自己想做的不能做,自己不想要的,学校却拼命塞给她,她说,我就像要死了一样,日子过得像鬼一样。“那时,如果有客人到我家里,我会这样盯着她,大家都害怕到我家里。”初一结束时,父母决定送她出国,这是当初万不得已的办法,而她终于可以离开自己讨厌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也求之不得。而让她父母也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之后,她做出的学习规划竟是今后申请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这是一所在美国名列前茅且享誉全球的著名设计大学,而对此,她觉得有超过九成的把握申请成功。在温哥华,她获得了青少年艺术大赛的第一名,艺术的天赋在三年的学习中,得到充分的施展。对比国内学校,她说加拿大的学习有四方面不同。一是虽然还是要学数学,但是难度不高,没有没完没了的考试,没有被老师逼迫的感觉,高中只有数学10是必修,数学11、数学12是选修,不选没关系;二是老师从来不会以成绩来评价学生,更不会打击学生,而是一直对所有学生说,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她说,老师可能也对她的学习失望,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当着她的面表露出来;三是我可以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加拿大九年级(对应国内的初三),就有实验性的选修课,学生们可尝试选修,以发现自己适合学什么、做什么,而进入10年级之后,有的学校有多达上100门的选修课程,比如学表演的就有10多门选修课,学音乐的也有10多门选修课,这些选修课都可以作为高中毕业的成绩,她喜欢美术,也就在九、十年级选修了多门课程,感觉是如鱼得水;四是老师的教学和评价很不同,加拿大的课堂,学生们看上去“东倒西歪”的,与国内课堂“井然有序”很不同,美术这样的课,据说在国内,要强调素描,需要学生反复训练,可加拿大的老师,评价一幅画,就看美不美——技术也只是美的一部分——只要总体感觉很美,就OK。“如果在国内学美术,我也非死不可,我哪受得了那样枯燥的培训?”根据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申请要求,除了中学成绩之外,还要申请者提供20幅代表作。她在10年级已经画好了一幅,被老师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假期,她回到国内,专门去了西藏写生,“在未来两年中,画出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画作,我很有信心”。她的变化,不仅在对学习的态度上,而对整个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她回忆说出三年前自己“像鬼一样”时,就可看出她已经完全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据她妈妈介绍,这次回到国内,很多熟人都感慨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对周围人充满友善,而且,最大的变化是,她在加拿大还准备了礼物,去看原来的初中老师。2008年她刚到加拿大时,感到终于摆脱了“该死”的环境,心情自由了很多。但语言上的障碍,在加拿大是很明显的。而让她攻破语言关的,却是打电脑游戏,她买了三大叠游戏光盘,从学校回到家里就玩。当时,父母对此也有意见,但看到她回家可以做一点作业,心情比国内舒畅,也就不再干涉。而且,有一位父母熟悉的朋友对她父母说,她其实不是在玩,而是在利用原版游戏,学习英语呢!——就这样,经过半年打游戏,她的英语全部跟上,过了语言关!“在加拿大,我觉得学习的主动权全部在自己手上,老师只是引导者,而在国内学校,我的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是老师要求我们学习、逼着我们学习,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都得学,而且要达到他们给你制订的标准,才是好学生,这样的学习我觉得很累很累。”一个10年级的学生,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环境的学习之后,得到的感想,值得国内学校教育反思。这个女生说,她感谢自己的父母给她换了一个环境,否则她不知道自己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模样,什么罗德岛设计学院,她可能听还没有听过。是的,她应该算是换环境成功的典型了,从一个国内学校的倒数第一,到梦想着进世界一流的学府,这是很大的转变。但是,能够像她这样换环境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生,还挣扎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被自己是“差生”,以及为追求学校、老师设定的“成功”而焦虑。教育部名为“幸福”的开学第一课,要求学生们幸福,可是,幸福是被要求出来的吗?只有孩子们自己感受到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对此,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给孩子们幸福成长的环境了吗?” 以上这个“差生”转变的过程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有何启示呢?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案例的背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明与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以分数为本”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感谢熊丙奇先生用细腻的文字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中国差生”的转变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人在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中的遭遇并向我们昭示了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个今天西方教育已普遍实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培养个性化的人”的典型案例。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界生活在一种自我麻痹与可笑的自我陶醉之中,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基础教育好,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好,甚至有教育专家还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好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依我之见,中美教育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从宏观上看,当今世界教育主要有两大教育体系:一种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在两百年前创建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体系,以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一书为标志。中国大陆与台湾当今的教育就属于这一体系,与中国从隋代开始传承了近1400年的科举教育的传统是一致的,以培养善于考试的人为目标,学生们被动接受条条框框的道德知识与书本知识的灌输,把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及其解题训练和考试分数作为中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大多只能成为人类历史的配角与现代社会的民工;另一种是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在一百年前创建的“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的教育体系,以1916年杜威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为标志。今天发达国家的教育多数属于这一体系,重视“独立生存能力、体育艺术能力、科学探究能力”这三大能力的训练,以培养自我实现的人为目标,把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快乐、兴趣、爱好、自信、理想、意志力、问题意识、探索方法与动手操作等作为教育的中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的创造性人才。这里,我们还应该了解,赫尔巴特的课程观是以“知识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杜威的课程观是以“能力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以上这位“差生”转变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由“知识中心”的教育体系转变到“能力中心”的教育体系的学习过程,这是一种灵活多样的鼓励人人充分自我实现的教育体系,使得该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传统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的全面超越,是个人主义的教育文化对集体主义的教育文化的全面超越,是个体活力对集体呆板的全面超越。在我看来,中国要成为文明国家,就需要走出儒家文化与唯物主义文化的怪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温腾水民族”才能真正活出人的“气象”。要不顾一切地倡导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要把个人主义的儒家心学、道家哲学和禅宗美学与西方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东方“天人合一的精神”具有文化的最大内涵与外延将吞并西方文化,创造出人类的一种新文明,天人合一的精神将整合全世界。事实上,人类的现代文明史告诉我们,没有个人主义的文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也没有现代化的基础教育与现代化的大学。一个文明的国家与文明的社会以及文明的教育主要就只有一种核心的主义,这就是个人主义;只有一种核心的精神,这就是人文精神;只有一种核心的信仰,这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社会不摆脱落后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不实现由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文化向“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文化的转型,不实现由功利主义的“培养工具人”的教育文化向超越功利主义的“培养文明人”的教育文化的转型,那么,中国将永远落后下去,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是“劳力者”阶层,就像今天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一样。人的自由度与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个人“幸福感”的建设永远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我在美国高科技的心脏“硅谷”生活了九年,硅谷在旧金山以南50多英里的圣何塞地区,这里有十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全世界电子科技的著名公司的总部主要集中在这里,比如,斯坦福大学、谷歌公司、雅虎公司、苹果公司、脸书公司、英特尔公司、惠普公司、思科公司、甲骨文公司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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