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姚中秋：中国之道与中国思想之创发

　　 内容摘要：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为此，中国知识人需要改变百余年来纯粹被动的思想消费者姿态，自觉创发中国思想，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表达自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世界，以构造健全的中国现代秩序，改善世界秩序。为此，中国思想者要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和世界主体性自觉，致力于中外之学的双向阐释。

　　 关键词：中国之道 中国思想 世界主体性 中国主体性 中国故事

　　 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整个世界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并期待中国更为积极地对世界承担责任，以改善世界秩序。同时，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秩序构建事业，已近收官阶段。面对这双重艰难任务，中国知识人需要改变百余年来纯粹被动的思想消费者姿态，自觉创发中国思想，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表达自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世界，以构造更为健全的中国现代秩序与世界秩序。然而，中国思想如何创发？

　　 中国思想的前历史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断之后的百余年间，现代中国唯一具有思想意义的知识成果，是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

　　 在今日海内外学术机构中，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视现代新儒学为中国哲学，并以之为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源。由”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现代新儒学，中国人文学者试图在此知识传统中深化、发展。同时，在世界学术场域中获得高度重视的中国人文知识成就，也是新儒家发展起来的哲学体系，及其开放出的思想和知识空间。

　　 这是很奇怪的。在过去百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儒家都不占有主流地位；相反，儒家经常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体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等等，都曾有过风光的时刻。围绕着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知识占据着大学讲坛，充斥学术期刊，更是始终占据公共媒体，在心思变幻无常的青年学生中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些观念之间可能严重对立，你死我活，但又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致地无视儒学，或者激烈地反对儒学。而今，百年过去，这些王者如过眼烟云，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现代新儒学却赢得了历史。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中国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从一开始就缺乏思想的品质，而均呈现为”意识形态”。

　　 就在最近，刘小枫和邓晓芒发生一场论战。两人争论的问题、展开争论的姿态、投入争论时的角色认定，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邓晓芒自称哲学家，言必称康德，号召中国再次启蒙；刘小枫自称哲人，言必称柏拉图，号召中国回到古典。施特劳斯反思现代性，呼吁回到古典。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们听从这个教诲，回到了古典，然而，他们回到了施特劳斯的古典。在这场争论中，邓晓芒指控刘小枫终究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情怀，可刘小枫则深情地诉说着柏拉图的教诲。

　　 这两个人的争论代表着过去百年来中国所谓思想争论的实质：这是他者的争论。争论者只是不同的外来真理在中国的宣传者。他们以为自己是思想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他者思想的传抄者。这些争论只是各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争论，类似于当年日俄为了争夺霸权而在中国的东北摆开战场。刘邓之争同样具有如此性质，而它所引发的反应，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中国人在思想上鹦鹉学舌的状态，以最狗血的方式宣告结束。

　　 身处于现代转型期中，中国当然需要外来思想。然而，现代中国的宣传者把中西之别轻易地转换为古今之变。中国思想被宣告已经死亡，对于当下中国已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中国必须以现代思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个现代思想就是外来的思想。这些外来思想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霸权姿态，所有外来思想的传播者都以霸权的姿态面对中国问题。

　　 这样的霸权姿态让外来思想的传播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丧失了思考的动力。他们不愿意深入中国机理中深思熟虑，而只是以最肤浅的语言宣传自命的真理。外来思想被意识形态化了。所谓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复杂的思想总结成为若干简单的教条，且以之为灵丹妙药；事实上，宣传者相信，这些教条是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宣传者身上，都可以看到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1］：依循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就将进入天堂。

　　 另一方面，思想的霸权姿态决定了其问题之虚无。意识形态宣传者眼里通常没有中国。一种常见的心态是，中国纯然是作为问题存在的。中国就是几乎无可救药、而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以治疗癌症晚期病人。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必认真地发现中国的具体问题；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摧毁既有的中国，从废墟上重建天堂。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错把他人的问题当成中国问题。这多见于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的外来思想，自有其具体的问题意识。宣传者也就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而忽视中国自身的具体问题。

　　 现代中国的思想者即便没有上述宣传意识、霸权姿态，但纯粹以西方思想，也无法有效地回应中国问题，更无法生成回应人类普遍问题的中国思想。这其中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在于文化脉络与语言。

　　 从根本上说，思想是生命自我反思的自然流露。作为自我反思主体的生命，当然是个体的生命，但也是有文化的个体生命。文化构成思想的脉络，思想通过语言表达。所言即所思，思想在语言中展开。在文化脉络中思想，才能捕捉生命之最精微处。运用母语，才能最准确地描述最精微的生命反思。现代中国热衷于传播外来思想的知识人，包括最近30年来热衷于接轨的学人，始终受困于文化和语言的铁笼。面对中国，他们始终是雾里看花；面对自身的生命，他们也始终是隔靴搔痒。他们只能从知识的层面上看待外来思想，并以知识为价值。由此，他们不能深入生命之精微处，而只能在肤浅中打转。他们只能宣传意识形态，介绍知识，而无法创造思想。

　　 现代新儒学思想恰恰避免了上述困境。新儒学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展开的，旨在在开放的世界中，在中国脉络中，以中国思想，回应中国问题。由此，现代新儒学才能立定中国主体性，借助西学资源，发现和切入中国真问题，思考其精微处，并以细密的中国语言表达。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可以说，从现代新儒学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即，至少从康有为会通中西之时起，扎根于儒家的现代中国思想已经生长。 在1940年代以及后来的港台，现代新儒学取得重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以西方式哲学体系构造的方式会通中西之学，让儒家思想得以进入西方学术体系中。

　　 1980 年代之后，现代新儒学回流大陆，滋润久已干枯的大陆思想、学术界。不过，由于20世纪中期的文明断裂，大陆学人已没有能力接着新儒家讲。因此，新儒家在大陆并没有发展出多少思想成果。不过，大陆儒者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走出另外一条思想创发之路，包括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因应于中国秩序之构建，大陆儒家转而重视治道的探索。

　　 这个创新，显示了中国思想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今日中国处境，与现代新儒学发生的民国时代和港台地区相比，已有巨大变化。要害是，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凡是在中国独立思考的人们，不能不转换立场、视野。这是中国思想创发之前提。

　　 世界主体性意识与中国思想

　　 今日中国之处境和问题，显然不同于100年前现代新儒学诞生之时。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具有深厚文明传统，又因此文明传统而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的特征就是久、美、大。久则难免穷，穷则必思变。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大变：儒家诞生前，有殷周之变；儒家诞生后，有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100多年前，中国开始另一场大变。而这次大变与前几次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中国不能不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而它们不同于以前的戎狄蛮夷，它们在国家组织技术和物质技术方面是领先于中国的。于是乎，中国一直在追赶，这就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各家各派共享这个主题。

　　 经过百年追赶，今天，中国处在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中，而有三个事实，催生了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三个问题：

　　 事实1：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中国人富裕了，国家强大了。这就是世人瞩目的”中国故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1：中国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事实2：因为中国故事，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才刚刚开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2：中国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事实3：与此同时，中国各个领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在改革，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改革，以完成现代转型。转型的目标是形成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3：中国的现代优良治理秩序是什么样的？

　　 这三个事实、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是如何成功的，探讨现在的中国需要做什么，想象中国发挥更为重要之作用的人类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应当面对的”中国问题”。概言之，中国思想者需要构想一个普遍的优良秩序之道，它可以连贯地解释中国的过去、阐明现在、想象未来，这包括中国身在其中的人类的未来。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思想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全球思想界的最大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说，事实2、问题2至关重要。中国始终在世界中，现代中国思想也始终对外部世界相当开放。然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与百余年前，甚至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多年间，中国精英基本上是小学生心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欧美现代价值与制度。比如，中国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向来是单向的：以形成于欧美的普适价值指导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

　　 现代新儒学的限度，也正在此。整体上，现代新儒学是以追赶者的心态自处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种种文明架构是更为现代的、成熟的、完整的，也就自然构成了中国文明现代演进之方向。他们据此重新设定儒家思想构造的方向，由此牟宗三先生有”良知坎陷说”，也即，由中国固有的心性坎陷出中国自身没有的西式民主制度。

　　 凡此种种中国思想，程度不等地缺乏”世界的主体性意识”，现代新儒学部分地具有，但不完整。本来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明被普遍认定一直在世界之外，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主体组成部分，中国也就不具有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相反，中国必须等待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和制度的拯救。20世纪整个思想界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世界，中国怎样努力才能避免失败，不被”开除球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成为正常国家，具有世界属性。

　　 如此中国思想，自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属性。十分诡异的是，尽管现代各派思想和意识形态信奉者都清楚，中国身处于开放的世界中，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和知识心态是自我矮化的民族主义，而非堂堂正正的普遍主义。这样的思想品质让中国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效力大打折扣，这包括上面讨论的思想之意识形态化。缺乏普遍性的中国，只能接受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的支配。

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这是相当奇怪的，在西方，自由主义始终强调自身的普遍性，中国的自由主义也特别强调普适价值。然而，这种普适价值其实是西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