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康晓光：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

　　 一、概念界说

　　 何谓“转轨”？何谓“大转轨”？

　　 所谓“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所谓“国家发展模式”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轨迹。具体说来，“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战略和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转轨”同样发生在全球层面。所谓“世界转轨”指世界的基本秩序、运行机制、主导价值、发展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所谓“大转轨”，既指转轨之全面、深刻以及影响之深远，亦强调转轨非一次完成，而是由一连串节奏紧促的转轨构成。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转轨，必然在国家和世界两个层面同时进行，而且或早或晚必将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其中。

　　 二、中国的转轨及其困惑

　　 中国近代以来的转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发生了连续的国家转轨，如今又处于新一轮的转轨之中。早期的外部冲击迫使中国告别古代进入近现代。近代以来，两种国家发展模式在中国展开了残酷竞争，国民党领导了以西方右翼为榜样的资本主义转型，共产党领导了以西方左翼为榜样的社会主义转型。二十世纪末期，通过改革开放，邓小平又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转轨。

　　 与此同时，同步进行的是世界转轨。世界由前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稍纵即逝，社会主义此刻进入了低谷，资本主义再次席卷全球。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转轨受制于上述世界转轨历程。

　　 当下中国的核心问题——政治发展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变革，中国的经济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确立；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尚未完全定型；但是，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不确定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独立演变，必然是协同变化，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政治。可以说，政治是“纲”，“纲举目张”。因此，本文将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锁定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发展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而且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每当面临重大转折时刻，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如今中国再次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老问题又再次浮现：

　　 中国“将要”或“应当”向何处去？

　　 政治变革“需要”经历哪些阶段？

　　 每个阶段“应该”怎么走？

　　 目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从激进自由主义到新权威主义

　　 对于上述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激进自由主义当道。它主张中国应建立自由主义宪政，而且应立即实行政治民主化。激进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受到重创，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调整。于是，八十年代末期，新权威主义兴起。新权威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盘西化”，它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更加讲究策略性，提出了分阶段西化策略，即先市场化，再民主化；相应地，政治变革阶段表现为由极权主义而权威主义再自由民主主义。该理论主张，在权威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再实现民主化，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宪政中国。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属于理论上更加成熟、策略上更加老道的自由主义。

　　 新权威主义的困境

　　 当下中国，市场已经建立，而且不可逆转；但是，民主仍然没有到来，而且趋势并不乐观，民主的正当性受到越来越深刻地质疑，民主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严峻地挑战，民主化的风险或代价受到越来越理性地审视。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府明确拒绝西方模式，宣称要开创自己的理论、制度和道路。新权威主义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它所预言的紧接着市场化而来的民主化并未出现，而且它为中国规划的政治蓝图希望渺茫，也无力为中国指出下一步的行动战略。

　　 新权威主义的现实困境源于其理论上的致命缺陷、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严重误判，以及缺乏构建终极目标的足够的想象力。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新权威主义的全新的国家转轨理论。

　　 三、国家转轨理论概要

　　 “经济—政治”二元论

　　 黑格尔开创了“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模式。[1]马克思批判地发展了黑格尔理论，提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模式，并确立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

　　 马克思进而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简而言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是马克思揭示的国家转轨逻辑。

　　 实际上，可以将黑格尔—马克思创立的“经济—政治”二元论视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新权威主义据此提出了“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步走”战略。

　　 “经济—文化—政治”三元论

　　 葛兰西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国家转型理论，其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文化”的重要性。[3]

　　 葛兰西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完整国家”。所谓“完整国家”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统治集团在政治社会中实施“统治”，在市民社会中实行“领导”。葛兰西所谓的“政治社会”相当于“传统的国家”。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并且与国家对立。借助“文化领导权”概念，葛兰西拓展了传统的国家概念的疆域，把市民社会引入国家范畴之中。葛兰西深刻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高明，它不满足于“政治社会中的统治”，还要追求“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以实现对被统治者的道德和知识的领导，即让被统治者认同有利于统治者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科学理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从而实现对被统治者的精神控制。

　　 基于完整国家概念，葛兰西创立了国家转型理论。他指出，国家的转型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中产生。国家危机首先表现为“领导权的危机”，统治阶级丧失文化领导权导致市民社会的背叛，而市民社会的背叛导致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于是政治统治权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国家转型的第一阶段，新兴势力首先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4]文化领导权易手之后，原有的统治者和统治秩序丧失合法性。第二阶段，新兴集团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夺取政治社会中的“统治权”，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新政权。至此，一个新的完整国家建立起来了，而旧的完整国家则成为了历史。

　　 从表面上看，葛兰西似乎仅仅关注文化和政治，仅仅关注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对国家转型的意义。实际上，葛兰西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核心论断，将经济制度视为国家结构的基础，将经济转型视为国家转型的基础。可以说，这是葛兰西国家理论及国家转型理论的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葛兰西专注于建立有效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而他所关注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或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争夺文化领导权以及紧随其后的政治革命。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建立“经济—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据以探讨现代国家结构及现代国家转轨。

　　 “经济—文化—政治”三元论的战略涵义

　　 根据“经济—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现代国家转轨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变革经济制度；第二阶段，文化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重建文化领导权；第三阶段，政治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重建政体和国体。简言之，现代国家转轨逻辑为：经济基础转变→文化领导权转变→政治制度转变。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足以左右世界，因此必须考虑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及其对世界秩序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本文还要考虑中国的全球战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转轨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以世界舞台为中心，核心任务是建立人类世界新秩序。

　　 显然，新理论的转轨逻辑与新权威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转轨逻辑不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新权威主义忽视了“文化”，而新理论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并列，并将其视为连接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

　　 国家转轨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

　　 没有永恒不变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合法性依据，政治合法性来自对历史规律的顺应和对历史使命的承担。因此，国家所处的转轨阶段不同，其政治合法性依据亦不同。具体说来，在国家转轨的第一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经济制度；在第二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文化领导权；在第三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政治制度；在第四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说，处于某一转轨阶段的政府，只要致力于完成该阶段的核心任务，同时巩固前一阶段的核心成果，并且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那么它就具备政治合法性。

　　 韦伯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没有界定，只要政府能够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或自愿支持即被认为具有政治合法性。当代西方学者和政客极为重视政治合法性的内涵，而且把宪政民主视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体，并且把一时一地的东西说成是永恒的、普遍的东西。大转轨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内涵的历史性，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转轨阶段不同而不同。

　　 四、中国转轨战略概要

　　 运用上述国家转轨理论，探讨中国的转轨战略，既是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也是构建人类世界的“世纪宏图”。

　　 第一阶段战略

　　 当下正在进行的转轨从毛泽东时代起步。第一阶段的核心战略是对西方世界开放，在经济领域实施市场化转型，以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自动地带来社会的自由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这一切又带来了政治的巨变——极权主义转变为权威主义。

　　 可以说，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完了国家转轨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战略

　　 根据大转轨理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

　　 作为一个固有文化异常丰厚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的轨迹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U字型曲线，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不会一路西化下去，直至全盘西化，相反，在硬力量膨胀之后，西化趋势将终结，而本土文化将复兴。亨廷顿预言，主导未来中国的将是儒家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5]

有鉴于此，该阶段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战略是“返本开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