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肖绍明 扈中平：重释“劳动教育”

　　 [摘 要]有关“劳动教育”是否与德、智、体、美等四育并列的讨论引发对教条主义的“劳动”概念和“劳动教育”的质疑和批判。究其本义，劳动蕴涵“辛苦”、“教养”、“实存”、“解放”等丰富的人性意义。当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劳动解放理论的规范性缺失，宣告劳动“终结”之时，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阐释了劳动的承认伦理，使劳动再次成为最基础的、无可替代的人类活动形式。批判教育学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吸纳霍耐特的劳动承认伦理，主张劳动教育应当具有人性解放、现实批判和承认伦理的人性意义。因此，劳动教育是追求自信、自尊和自重的解放过程，仍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径路。

　　 [关键词]劳动；劳动教育；人性；解放；承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劳动教育”一直被视作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质疑和批判来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的“劳动”和“劳动教育”概念，兴起了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大讨论。该讨论主要关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中劳动的性质和教育的构成问题、教劳结合的历史进程、国外教劳结合概况以及教劳结合的新趋势等内容。[ 11]此后，瞿葆奎先生指出，虽然劳动教育极为重要，但与德、智、体、美等四育相比，无论从逻辑上，还是马克思、王国维等人的提法来看，它是另一类、另一层次的教育，因此，它不应当成为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 22]瞿老的反思和批判无疑是中的的。这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何谓劳动，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是否已经“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批判教育学视域下的劳动教育有何种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重释劳动、劳动教育的蕴涵，重构其人性解放的意义。

　　 一、重温“劳动”的人性意义

　　 劳动教育不同于教育劳动，后者把教育视为劳动的一种形式，和生产劳动、文化劳动等相并列，而劳动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是和活动教育、交往教育等并列的教育活动形式。因此，如果假定“教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那么“劳动” 概念的意义就成为下面研究的重点。

　　 （一）劳动的本义：辛苦与教养

　　 “劳动”英文为“labour”，最早意指“工作”和“辛苦”(痛苦)，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文laborem和法文labor。作为动词，它意指“犁地”或“在土地上耕作”，也指其他种类的手工工作和任何费力的工作。[ 33]在圣经故事里面，劳动被认为是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错之后上帝对世界上第一对夫妻施加的惩罚，因此，在以后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劳动”就意指苦行和被迫的行为。在11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参加劳动是服从上帝的自然表现，是对上帝的忠诚。到中世纪末，劳动受到教会的保护，因为劳动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好办法。[ 44]

　　 根据洛维特(Karl Lowith)的考证，在十九世纪，“劳动”和“教养”是市民社会的两个对立统一的实体，虽然劳动是“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教养”是“有教养者”的特权，但是，获得市民教育的特权是“雇佣工人们”的追求，而有教养者必自称为“脑力劳动者”，借此为自己的特权争取合法性的外衣。从当时德国的“劳动”与“教养”相结合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见一斑，亦即：“国家社会主义把青年大学生送到劳动营，与人民相结合，用政治‘世界观’，即市民阶级教养的一种衍生物，来灌输给雇佣工人群众”。[ 55]

　　 劳动在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哲学体系中意指人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同时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自我存在和异己存在之间的运动，因此它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是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活动，是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动”，是市民社会中“需要体系”中的第一个环节，因此，劳动的本质是：人只有生成才“存在”，人必须创造自己本身和他的世界。这种生产性的劳动发展出理论与实践上的“教养”，即多种多样的知识、设想对某些目的来说适当的手段的灵活性、对错综复杂的和普遍的关系的理解等。这里的“教养”与动词意义上的教育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在本质上就是教育，它随时都在重新创造人性，惟有劳动才促进和解放人性。[ 66]例如，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里面，奴隶通过劳动而成为自己主人的主人，和主人达成和谐，因此，劳动是一个“自己生育自己的神”，它使“人成为人”。

　　 （二）劳动的存在论意义：实存

　　 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 A. Kierkegaard)认为，劳动对于自我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我根据自己本身的运动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个人通过它而居于各种关系之上，但作为具体的个人，每一个人都首先必须吃、喝、穿和住，即必须“实存”（existence），为了实存，必需资本和货币，但如果没有他们，也只有通过劳动而生存。如果要把人当作人对待，那么每一个人的规定性都不是为了微薄生计或宽裕的生计，而是必须宽裕地享受这一生计，因此人是不死的。如果说前面出于生计的证明是从美学的角度看的，那么把劳动看成是人的义务，这是伦理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劳动自身并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伦理的砝码，它是相对于既不必也不能劳动的动物和植物所特有的完善，凭借自己的劳动挣得自己的需求，并恰好也在食物的筹措中保持了尊严的人。因此，人在为自己的劳动追寻一种“更高贵的名声”，这种名声规定着劳动与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关系，同时把劳动表现为他的荣誉和愉悦。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批判劳动，其目的是捍卫需要充分时间、有闲暇去做的沉思。因为，他认为，现代世界不遗余力地推崇勤奋，才使劳动和闲情逸致之间、基督教的凝神和世俗的事务之间的等级秩序解体。而且，现代社会“充分利用时间”、“愚蠢而又狂妄的”勤奋更多地瓦解宗教生活，教育出无信仰的人。如果继续追问存在主义或生命哲学是否也有类似于“劳动”这样的概念，那么海德格尔的“烦”就是劳动概念的等价物，其双重含义是为人“烦神”和为某物“烦忙”。但是，根据奥古斯丁提出的“cura”的神学起源，这种实存的、本体的烦只有解释世界，却没有塑造世界的意义。[ 77]

　　 （三）“劳动”的批判意义：解放

　　 在深受黑格尔劳动概念影响的马克思哲学中，劳动首先意指生命活动，因为劳动不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类生活，是产生生命的生活，是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改造无机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直接的需要，其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不受、甚而只有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才能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其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并且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17世纪之后，洛克(John Locke)把劳力和土地的紧密联系作为私有财产产生的必要条件。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劳动成为政治经济学概念，意指生产要素。此后，其现代意蕴发展为抽象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劳动阶层。[ 88]马克思也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劳动，认为，劳动是劳动者真正的、活的财产，因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创造了在人类本身内在的自然、外部的自然环境之外的人化自然，从而实现“人的实现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99]劳动者所潜在的劳动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也具有“类”的丰富性，是历史的原动力，亦即:人类历史是人们生产着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进而，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它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马克思通过劳动发现了自然人性、历史人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它们都是生命本体的创造结果。[ 1010]

　　 二、重归劳动的人性解放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揭示了劳动的人性解放意义，但其中的“劳动”是否具有伦理规范性，却备受质疑和批判，甚而其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地位也面临被其他人类活动形式取而代之的可能，劳动“终结”的论断也不断被人提起。

　　 （一）劳动的“终结”：工具理性批判的视角

　　 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类别，认为，劳动所维护的生命是无意义的，需要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制作”来拯救，如果劳动者要摆脱无意义的困境，摆脱“一切价值的贬值”，和在一个手段-目的的范畴规定了的世界内不可能找到有效性标准的困境，那么必须通过言说和行动的能力才能实现。阿伦特主张，行动不同于制作(或劳动)之处在于它需要周围他者的在场，他人的言行之网环绕行动和言说，并持续地对其发生作用。正是行动及其相关的言说让我们自己转化为人类世界，它无疑是人的第二次诞生。与劳动受制于必然性和工作受限于有用性不同，行动必然需要他者的在场和在世间的此在的展开。因此，它既离不开他人，依靠自己最初身体的显现、劳动和工作，获得他者的认同，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创立自身的世界，“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发动某件事”，“由于人的被造，开端的原则才进入了世界，当然这就等于说，在人类被创造之时，才出现了自由原则。”[ 1111]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没有区分劳动和互动，完全注重劳动满足欲望的自然方面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必然倚重生产工具，弃置以语言为标志的互动。换言之，作为中介的语言和劳动分别是相对于精神的客观性的命名意识和技巧意识（或工具意识），“‘语言’作为文化传统包含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是‘互动’的前提。而‘劳动’作为工具性行为是孤立的活动，由于它的目标指向自然，因此永远都是一种独白式的行为，不能进入交往状态”。[ 1212]因此，劳动强调的技术生产力的解放，它和基于互动关系建立的完美的、辩证的伦理关系或规范，差异甚巨。这意味着，摆脱饥饿和劳累（劳动的目的）并不是必然地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交往的伦理规范），因为，尽管劳动和交往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自动发展的联系。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社会性有贬低文化象征而强化自然化的倾向，文化不应当成为生产-劳动的结果，而是生产-劳动本身的重要构成部分。[ 1313]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批判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是“符号化生产”， 劳动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压迫、控制、无时不在地侵入全部生活，“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这是永久的总动员”，“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成为网络的终端，虽然是微小的终端，但仍是一个词项(尤其是不能出现未连接的喊声)，知识语言的词项，它处在语言整个结构网络的终点”。[ 1414]

　　 总之，上述有关劳动中的“符号化生产问题、承认问题、交往问题和劳动终结论问题的讨论，指向了劳动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等问题，触及了劳动与人类的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 1515]

　　 （二）劳动的“承认”：人的解放的伦理视角

哈贝马斯在宣布劳动“终结”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