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最近几周,有关某些所谓重庆打黑“英雄”的报道出现在中国媒体。这是被清算的政治家薄熙来治理下的重庆最具争议的标志性议题之一。打黑运动导致几千人被捕,还有几件引人高度关注的死刑案例,但同时也由于警察专断、法院滥用权力,当局的平反工作进展缓慢而招致批评。

在其鼎盛时期,薄熙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帮助他建立了威信,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但是在薄熙来因腐败指控而在众目睽睽下倒台几个月之后,中国媒体详细报道了帮助薄熙来打击重庆黑暗势力的那些警察的命运。

其中一人显然因健康问题自杀,四人被拘留或服刑。其他人仍然在重庆警察局工作,而且得到提拔。

在审讯薄熙来时,检察官绝口不提重庆打黑运动,也没提到薄熙来是否下令或允许警察滥用职权。这种做法在他倒台之后更为公众所知。

即使是现在,有关打黑范围的信息还是很少。

律师李庄2010年被捕入狱,罪名是强迫他的委托人、一名重庆犯罪头目作伪证。李庄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机构和人员对没收了多少财产、偿还了多少财产、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死刑多少人,劳教多少人,无罪释放多少人,打死了多少人,打伤了多少人,打残了多少人,这些数字都还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还没有公布。”

“打黑”运动的初衷是取缔黑帮和他们用来在重庆获取权力的政治保护伞。最早的打击对象之一是前公安局长文强。

据媒体报道,他有效保护了至少九个犯罪团伙。他被判死刑,在2010年被执行。他的审判标志着他的继任者、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崛起。

批评者说这一运动很快变得过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并常常在审讯中无视应有程序。

检察官还把重庆最富裕的私人企业主当成打击目标,没收他们的财产。

夏明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一直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夏明说:“没有当地黑暗势力的合作,当地政府就无法有效执行法律、维持秩序。”

夏明说,这样的关系使得当地政府官员通过收受贿赂增加收入,而这些贿赂来自黑帮的非法获益。夏明说,与此同时,当犯罪组织过大时,政府可以很容易瞄准他们,公众的支持则给了他们很多无视法制的余地。

夏明说:“如果你有一个旅馆、公司,你在公司内有任何犯罪行为,那么他们就可以说这是通过组织进行的犯罪,是有组织犯罪,所以他们可以没收你的所有财产,无论它们是合法还是非法所得。”

李庄说,尽管有些财产已经退还给犯人家属,但重庆政府还没有平反错案。很多犯人家属的上诉被推迟处理,原因在于这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李庄说:“每一个个案、每一个打黑的冤假错案,都可以引发所有的冤假错案出来,所以说,量比较大,导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在重庆打黑运动顶峰时期,王立军这样的警察被誉为英雄并获得奖章,重庆的打黑模式被树立为全国样板。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清除薄熙来,中央政府释放出反对这种大规模运动的间接信号。

贺卫方是北京大学知名法律学者。他说: “像重庆那样进行大张旗鼓的打黑,这种情况很少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

但是他补充道,只有当局承认他们在打黑中犯的错误,重审错案时,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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