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日治時代台灣、滿州等中學球隊，圖片源自網絡
早前拙文於《明報》世紀版討論身份認同，收到讀者回應，大意指民族是必要身份，團結人民、國家為國人遮風擋雨。故此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文末並稱「察國家之病，民自當捨身改之」。實際上，前文沒有輕視民族身份之意，只是學理上看，民族本身便是虛假不存在的。如果要講民族國家如何救助民族，更應先揭示這現像背後的真相。
從朕即天下走到社會契約
讀者指，國家為國人遮風擋雨。此說不無道理，但問題是誰讓國家為國人遮風擋雨？所謂國家的執行實體──政府的權力從何而來？中國人即使走到現代，仍難免崇尚執政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過往相信皇帝，到今日相信國家（政府）保護市民，歸根究柢，難免還是政權本位、官本位的。西哲盧梭（Rousseau）膾炙人口的「社會契約論」，卻相信政府的本質作為人民的代理人，是公民授權政府機關代為管理國家。此論成為現代政治的基礎，因此傳統中國人對政務人員有「父母官」之說，港英時期卻慣稱「Civil Servant」（公僕），是為公民服務的僕人。如果說國家為國人遮風擋雨，倒不如說，政府是受薪為人民遮風擋雨。沒有人民，所謂國家、民族，甚麼都不是。
從KANO走到中國奧數
既然人民授權政府管治，那麼「授權」的基礎是甚麼？用甚麼單位去授權？很多時候我們都以民族去作單位界定國家，然而事實卻正如前文所述，未必如此。比如瑞士，劃分四個不同語言區域，那麼當中的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人，是屬於甚麼民族？比如台灣，現時漢人與山地人原住民便屬不同種族，那麼其「民族」是甚麼？所以前文便論孫文「中華民族」之建構──過往滿蒙疆藏等本不屬漢人中原，卻「被中華」了。民族與國家，本就未必是同一回事。
最近台灣大片《KANO》，被統派人士笑稱為導演魏德聖的「皇民化三部曲」之一，嘲諷魏氏想台灣回歸日本殖民（1895-1945），在此不多評論。區區感興趣的是，在電影中重演一段歷史，即台灣嘉義農林學校到日本甲子園參加日本全國比賽。在甲子園中的場景中，甚至還看見手持「滿洲」旗幟的「大連商業」隊伍進場。翻看其他資料，當時的日治朝鮮半島，亦有「京城商業」隊伍（京城即當時日本總督府所在地，今首爾）出席。
片末羅列史實，主角們在畢業後不少留日升學生活，當中不乏台灣漢族和原住民。區區思考，假如1945年日本沒有戰敗，或戰後繼續佔有朝鮮、台灣，和以滿洲國為勢力範圍，那今天的韓國人、台灣人、東北中國人，是甚麼人？理所當然是日本人和滿洲國人了。一如古之琉球，本是獨立國家，向中（明、清）日兩國朝貢，至1879年被日本吞併，從此便只有日本沖繩人，又何處見琉球？
說回教育，教育在民族建構中的角色是甚麼？除了我們近年關注的普教中語言和赤裸裸的國民教育外，就是透過種種方式去建構民族身份。如戒嚴時期之台灣，要讀中國地理，學習秋海棠中國地圖，卻不知台灣島史地。或如《KANO》裡的台灣嘉義農林，由日人教棒球亦赴日參加「全國」大賽。過往香港運動員會曾參加英聯邦運動會，今日香港的學生卻積極到北京參與全國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參與全國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這些活動，就暗地裡告訴學生，香港代表隊是「全國」的一部份。
所以說身份認同，區區從不反對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本土身份，然而如要由學理討論，實在無法否認所謂民族或國家本就並非亙古不變。如要探討身份，除了單純想愛不愛國以外，也應進一步反思我們愛的是甚麼國？為甚麼必然要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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