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头倔人:胶带嘴
(当代水墨画“胶带嘴” by 秃头倔人)

公民记者高瑜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这个事件在当下的政治形势上,特别具有隐喻的意义。谁都知道,高瑜入狱是因为她透露了“七不讲”的中共党内文件。姑且不论党文件与国家机密之间的换算关系,至少当局在打击手法上是以入罪化来掩盖政治报复。

从意识形态的安全戒备方面说,“七不讲”是对江泽民时代“讲政治”的具体化与扩大化。在高瑜之前、反宪政之后,政治化的舆论控制手段就已经获得了法律工具:所谓谣言的五百次转发即入罪。当然,在“”的判定上,当局占据着全部的话语权。

薛蛮子、王功权、许志永、郭飞雄这一批案件,都是以入罪化来掩饰政治镇压的例证。尤其是王、郭二人,分别对应新公民运动与南方的街头运动,在“七不讲”中对应着高敏感度的戒条。但是当局办起案来,依旧是从寻衅滋事或经济犯罪的角度制造案件。

郭飞雄最新这次系狱,当然是与南周事件的“秋后算账”有关。根本原因,还是这些公民抗命的人选触犯了当局“讲政治”的敏感神经:当局是要垄断“讲政治”来不让其他人讲,是要绝对掌握对政治的诠释,霸占这个概念。能不能守得住政治概念的主导权,对中共意识形态相当关键。

而抓捕浦志强、屈振红、吴薇以及一名日媒记者的中国助理,罗列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也是用扭曲法条的方式掩盖对律师的政治报复。另外,从浦志强入狱的由头看,“六四事件”是一等一的政治忌讳,但当局还是装作“不讲政治”。

从南周事件、反宪政以来的这么多将政治遏制包装成入罪处理的案例可见,“七不讲”作为当局在内政上“讲政治”的一级纲目,发誓要分头给予痛击,以“不讲政治”的惩治来消除民间的政治反对,试图以此遏制社会上要求改换政治体制的呼声。

以“讲政治”为名义的欺骗与极权做法,不止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在内政上,也日益广泛地使用到外交领域。乌克兰大变局中,中国政府无视与乌克兰政府签订的协议,对俄罗斯的入侵与干涉不置可否。这是要用讲政治,来换取对俄罗斯的欢心。

越南排华暴动,华人死伤者众,国内媒体全部噤声,这是因为媒体收到了严厉的指令,不许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受到台湾媒体质询时,以邻里关系融洽处理做比喻,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外交方面的“不讲政治”,也是要掩盖更深层的讲政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在与马英九政府秘密达成台湾服贸协议时,在香港操纵2017年普选时,也能明显见到“讲政治”的无赖手段在两岸三地的渗透式起效。对于暂时无法收复的台湾,用经济协议增强对大陆依附,以经济渠道向岛内输入政治影响,这等“不讲政治”的政治手腕早已被看穿。

而在香港的政争中,为了“讲政治”祭出未来特首只有“爱国爱港”才能入闸的硬标准。当香港人说要回到基本法、回到港人治港的原初协定时,试图用本港的“讲政治”对抗北京的“讲政治”时,顿觉被扼住了喉咙。这种对独尊的“讲政治”的挑战,恰是西环治港要克服的。

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到这么个阶段:政治成了它独占的附庸品,讲政治或者不讲政治,都是服从它的极权统治,都是按需取用。因此,当局在镇压政治反对时,或者以政治化震慑,或者以去政治化压制,配合使用。如果民间社会以去政治化自保,这等于是自欺欺人。

“讲政治”在内政外交领域上的推广,从侧面证明意识形态那一套已经不能应对国内与国际形势,可谓是捉襟见肘。对于南海风波以及越南排华暴乱的“不讲政治”,国内不见一字真相,正说明“讲政治”的恐惧所在:如果都来谈谈,势必要重新评价对越战争,那会如何演化?

总之,以“七不讲”所构成的“讲政治”的意识形态框架,尽管用强力横扫政治反对的一切苗头,但它们所反对的正是它们的命门所在。以“不讲政治”的最高境界去“讲政治”,只会将所有情绪政治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积累中。不让讲政治,那么,我们织、我们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