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峰师兄多次推荐我看看《辩护人》,我因论文开题而焦心,自然少了那份平和的心境去欣赏一部充满历史意味的电影。师兄好意,昨天拷了三部韩国电影给我,一再赞赏韩国电影尤其是《辩护人》的非凡之处,特地叮嘱“最好一个人戴着耳机静心品读”。

在剧情的此起彼伏下,两个小时倏忽而过,留下的却是越来越复杂的情绪。此前,“法律博客”等几个公共微信都在推送读者的评论,而斯伟江的《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辩护人>》和羽戈的《<辩护人>:法律人何为?》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解读。我无意也无力超越,只为文件夹里新添一部经典电影,留些纪念,更向剧组人员以及师兄表示感谢。

个人变化与大时代的整体变迁:从经济到政治

如果真要从电影中细心地理出一条线索,那它应该是“宋佑硕的个人蜕变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个人心态和需求”的变化过程,见证了国民民主意识的增强,韩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而后两者构成了“小人物”生活的外部环境,也升华了电影的主题。换句话说,从个人意义上讲,宋佑硕律师从商务型律师蜕变为人权卫士,这是他思想境界的提高;从公民意义上讲,韩国国民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型,这是公民的胜利;从国家意义上讲,韩国从军事独裁变成民主法治国,这是韩国政体的进化。

电影将宋律师的变化、国民价值观的变迁和韩国政治的转型按照时间节点展开。

 

电影从1978年开始,宋佑硕辞去法官之职,下海做起律师业务。在他的价值观里,“赚钱这种事不分学历不分贵贱”,他是个能吃苦,具有经济眼光的“潜力股”。这与当时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财富能力是衡量个人和国家的标准。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猫论”盛行,尤其是在90年代市场化以后,经济标准完全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客观地说,发展市场经济绝对是时代的进步,因为它让个人能力成为与“身份制”并行的标准,普通人只要能抓住政策,瞅准时机,都能发家致富。宋律师的经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经历,无论是他的出生,还是靠律师职业而致富,都深受政局影响。

在宋佑硕的身上,我们看到“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我欣赏他的能力,他的眼光,更感动于他的责任感。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他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重担,只有让自己抓住时机,正确选择,吃苦发奋,才能在新时代凭借自己的能力过活。宋佑硕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他看准了法律技能在新时代的需求,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服务范围。

当然,我们可以能会问,“暴发户”能否承担起改变社会的使命。以前对这个问题,我持悲观态度,主要是过度地谴责这些人的“暴殄天物”和“为富不仁”,但宋佑硕律师这个故事告诉我,希望还是有的。第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这五个需求,实际上是身心需求的统一体。从宋佑硕律师的个人蜕变过程来看,他个人从为自己为家人而努力挣钱,再到发展新业务,最后担任人权律师,从经济到政治,这是必然的选择。

第二,从时间的大尺度去看,“暴发户”终将觉醒。他/她们是靠经营发家,但是到一定程度,财富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要想挣大钱,对政治的考量越来越重要,所以最差的方式是官商勾结,当然这样成本太大,风险太高,最后落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怪圈,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从常态化角度去看,他们也希望国家政治正常化,不用担心“一夜之间变穷光蛋”,用不着做“裸商”而忍受家人分离之苦。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恰恰是跟商业有关的一群人,律师也属此类。宋佑硕律师的经历正是现在中国大商人、大律师的境遇,大商人者诸如任志强(在他的《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里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冯仑、潘石屹和马云之类,大律师者有如张思之、斯伟江、浦志强和陈有西之徒。(可惜的是,这个斗争的过程是异常的艰辛,个人往往也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今日人权斗士许志永案的终审结果,看着就让人心寒。)

宋佑硕的思想轨迹

 

宋佑硕的思想变化源于自己的经历,也源于与其他人的交往。我们留心到,在法庭辩论之外,电影里还有几场辩论,它们共同见证了宋佑硕的思想变化:(1)宋佑硕和报社同学的辩论。(2)宋佑硕和朴镇宇的辩论。(3)宋佑硕和东海建设公司太子爷的辩论。

第一场辩论发生在小饭馆举行的同学聚会上,当宋佑硕略带自卑又自豪地而宣扬自己成功事迹时,他的同学却不以为然,专心关注时事新闻,并发表对政局的看法。为此,二人就大学生的游行示威、政府管制行为以及政之下的“新闻与真相”大吵起来,甚至大打出手。前期的宋佑硕不仅仅是个只知道挣钱的俗人,因为在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且他受到政治洗礼,保持着绝对的政治忠诚,他认可国家的权威和公信力,甚至把同学的思想认为是危险的激进思想,正如他所说的“电视报纸都不能信……的话,还能信什么。……你虽然聪明,但是你的思想太偏激了,你为什么对社会有那么多的不满。”或许他从来没有去想过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进化到那个地步,所以记者同学告诫他“即使你忙着赚你的钱,你也睁眼看看,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他自己也坦言“(他之所以没有被炒鱿鱼)是我胆怯,就因为我的胆怯(照事实报道),闷不吭声,所以我才没有被炒鱿鱼,但是我不像你们这样睁眼说瞎话”。

第二场辩论是第一场辩论的延续,可以看作是宋佑硕与年轻大学生的对话。朴镇宇这代人对国内的时局困境和外部的自由潮流有清楚认识,所以他一直在听宋佑硕和记者同学的辩论。宋佑硕告诫朴镇宇“你可不能参加示威那可是要遭天谴的”,朴镇宇反驳道“如果参加示威要遭到天谴,那些逼得大家不得已进行游行示威的人们该得到什么惩罚”,宋佑硕愤愤地说“如果因为人们进行示威,社会就能改变的话,那我早就去示威了。你以为世道那么容易被改变吗?以卵击石,那都是没有用的”,但朴镇宇却回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在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将会孵化越过岩石”。宋佑硕说不过朴镇宇,以为他是在发泄对自己打砸的不满,宋佑硕无意说到朴家的痛处——“没爹的孩子”,被饭馆大婶赶了出去。

如果说前两次辩论时的宋佑硕还是一个只追求物欲,沉浸于小幸福的俗人的话,那么第三场辩论则见证了他法律人的责任感以及社会精英的使命感。东海建设公司的太子爷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理解宋佑硕的举动,他说“我是比谁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正常运作下去”,但他觉得“利用暴力把政权拿到手的人,跟他们讲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他们能听吗?那帮人只能用武力推下台,不是用对话能沟通的,民主和市民运动,那都是资本中产阶级市民用武力得来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想发起革命,国民所得起码要提高三倍,我们的国民现在还没到时候。”这与时下中国的“语境论”、“国情论”有臭味相同。宋佑硕用一句强有力的话回应了他:“因为国民不富裕就不能受法律保护,不能享受民主主义,这种说法我是无法接受,”并用自己的行动做到了“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爱国者”的差别与政治信徒的离弃

秦晖先生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悖论:“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的悖论,也是东亚国家经历过的悖论,韩国在政治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还继续在“虚化主体”的泥淖里沉沦。

电影再现了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卫道士的爱国主义,即“清君侧”,完全以国家的意志而马首是瞻;一种是宋佑硕的新爱国主义,之所以说是“新爱国主义”,是因为在担任朴镇宇辩护人之前,他的价值观也是国家至上的。电影里的卫道士除了车东英警管、姜炯哲检察官和裁判长,还包括一群被意识形态洗脑的群氓。

国家是个虚拟的组织,国家的意志在古代更多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在现代,为了保障政权的合法性,国家意志必然被宣称为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但在没有民主法治的时段里,它必然沦为“独裁者挟群众以令天下”的窘境。政治家煽动群众,让普通人不明事理地做起“清道夫”的工作,互相监督,举报告发,人与人之间变得紧张恐怖。宋佑硕在法庭上谴责车东英,其实也是在谴责这些依靠旧制度而生存的“卫道士”:“你不是爱国者,你是让善良无罪的国家生病的蛆虫军事政权肮脏的帮手而已,说出真相那才是真的爱国。”

宋佑硕律师是个顾及自己也顾及他者的有责任感的人。他的顾及自己顾及家人,这是自利,而我们总把这批判成“自私”。其实电影里,宋佑硕律师一直都是在为自己,为家人,哪怕是为朴镇宇辩护,也是为了还“情”。宋佑硕律师是个爱国的人,他的爱国从单纯地响应号召,努力创造财富到买帆船训练,向为国增光,再到“爱惜生命,改造恶制度”。他不是个“用脚投票”,“全裸出国”的人,他的爱国是用点滴行动改变自己,感染社会,改造政治,正如他说的“想让我的孩子们建宇和妍宇,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也不能让常务长您的孩子秉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啊”。

电影了有一幕值得细细咀嚼:在第四次开庭的时候,被告人的亲属等人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取而代之的是来了一拨“訾骂宋佑硕为赤色分子”的政治信徒。当宋佑硕询问证人车东英时,车以国家和国家安全为挡箭牌,宋佑硕反驳道“证人所说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大韩民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所有的权利都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但是证人毫无法律依据,一味强调国家安保,就把国家镇压践踏在脚下,证人所说的国家只是强制取得政权的一小部分,难道不是吗?”那些政治信徒表现出出奇的赞同——“就是,说得对”。或许,这也表明政治背后就是“欺骗和谎言”,那些“表达与实践”存在悖论,被唤起的群众只是使政治运动变得合法化的工具,而信徒信仰的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值得说的是,宋佑硕原来也是个忠诚的“卫道士”。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宋佑硕的思想从经济向政治不断蜕变,这恰恰表明是时间的推移下,谎言会被戳穿,原本这些政治的忠实信徒被现实中种种欺骗变得不再信任,再加上国家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满足大家要求,一批又一批的虔诚信徒最终会心灰意冷而选择离弃。清末新政中立宪派对皇族内阁制的失望即使如此,中国今日改革中,民众日益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亦是如此。

游行示威带来的点滴进步

 

电影里提到的游行示威有三次:第一次是专业不动产登记业务员对他跨域营业的抗议;第二次是讨论首尔大学学生的游行;第三次是宋佑硕领导市民为纪念朴宗哲而游行,而他也因此入狱。以前宋佑硕认为游行示威是反动之举,真正的改革应该是认真学习,努力研究问题,而非这种政治性太强的运动。经历朴镇宇事件之后,他意识到国家权力的恐怖。当正常的诉讼机制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他们能申诉的方式只能走宪法中游行示威权。这虽然是制度内的手段,但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与寄希望于点滴改变。

庭审最后,法官在国外媒体的监督下,同意尹尚柱中尉出庭作证。结果,车东英凭借国家权力从部队开出“尹尚柱未请假而私自出逃”的证明,然后,车东英将证明交给姜炯哲检察官,最后宋佑硕为朴镇宇等人的无罪辩护功亏一篑。这多少给人一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但电影还是给了我们希望:几名被告人被判处相对较短的刑期以及假释;宋佑硕因游行示威被控告,釜山142名律师,共有99人出庭为他辩护。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如今的法治化程度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

法律是什么?《国家安全法》、《反共法》和《集会示威法》沦为是国家制定出来对付百姓的陷阱,纳粹德国就搞过这套。宋佑硕律师先是在“恶法亦法”的层面,尽量在制度内去寻求正义,这是他的法律素养,而他也学会用《宪法》、《刑事诉讼法》去反讽军事政权宣称的“遵守宪法法律,保障人权”。确实如果没有规则,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所以有人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强权社会需要获取统治合法性,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于是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治理方式——法律——变成了新的选择。当然,这里的法律只是替代了原有的统治手段——政策,暴力被法律包裹得更加严实,更加荫蔽。在制度内的正义无法实现的时候,宋佑硕律师开始推动“非暴力抵抗运动”,这是圣雄甘地和曼德拉所做过的。就像电影里的这场维权运动中,宋佑硕的原型卢武铉那种公民意识深深地感染了其他人,一大部分人跟着他一起上街游行,最后他自己也在人权运动的斗争中得到群众拥护的呼声。

最近有人提出,在英美国家“讼而优则仕”,律师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不断进入政治社会,这一趋势在这些传统的殖民地国家也能看到,比如“民国政府”、“”、“韩国”。事实上,我们总是担心,当一群人有钱人了,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恰恰是商人,而律师也算是以自己的服务养活自己的“商人”。古之商人有“儒家情怀”,号称“儒商”,今之律师有“法律情结”,也可以承担起为人权为正义的斗士,这几年律师参与公益诉讼以及为无辜者犯案,使得律师印象得到改观。不过不能回避的是,在缺乏一个成熟运作机制的民主体制下,个人的理性进步若缺乏监督,仍会留有隐患,比如卢武铉的受贿、陈水扁案。

直面与回应:为什么中国大陆拍不出《辩护人》?

当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拍不出《辩护人》?他的答案是“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中国内地社会发展程度尚不能承载诸如《辩护人》一般深刻的电影。”其实,当一个念头,只要它被所有人接受,然后它会不断地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么,最后它作为一种制度,就会稳定下来,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种反对的力量,都会被历史大潮像浪涛拍击礁石那样,一点一点的拍回去,一点一点的消融掉,这就是一个制度从一个念头开始逐步建立的过程。为此,我想起了xxx的一个反问:“为什么拍不出《来自星星的你》?”在我看来,中国从不缺少苦难,也从不缺少罔顾人权又有历史意义的素材,主要是政治环境给予知识分子创作的开放性程度问题,即中国社会没有韩国那般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创作环境,再好的作品也要经过审查,能出来的都被删的七零八落。xxx赞同韩剧,他还说“有时候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看半天我发现我明白了,韩剧走在咱们前头。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回归的升华。”我觉得不惟如此,传统文化的回归必须在有现代化的法治骨架之后才能彰显价值,民主法治才是关键。深处人治思想浓厚的东亚,同被殖民主义侵袭的国家,韩国政治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壮大,看到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推动下的政治上层的变革。如今中国也在走这条路,市民们的观念是增强了,但为上的改革却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要”,那个反问与赞赏看上去有些转移注意力,甚至有点腆颜的意味。

鸡蛋与高墙

电影里“鸡蛋与岩石”的寓言让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高墙与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村上春树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或许文学家眼中的世界,更为感性,也更能直抵灵魂的深处,以至于我觉得:我毕业论文的主题无非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当政者对法治的态度以及坎坷的自我改革之路,还不如《辩护人》的再现呢,而且电影还能给人一丝希望。

说来也巧,当我打开电脑想写这篇影评时,“搜狗壁纸”竟然换了一副“画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壁纸,中间写着“自由”两个大字。怎样才是自由,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村上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宋佑硕说“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2014年4月9日初稿

2014年4月11日二稿

2014年4月13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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