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马英举写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书评 —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9日

我与英举最初相遇,是多年前我在枫林晚书店一次讲座上,当时,枫林晚主人朱升华临时设立了讲座最佳听众奖——设计雅致的哲学家笔记本。我已忘记了讲座主题,不过,问答阶段结束时,我指着那位年轻学生说,他提的问题最好。他,就是浙大数学系的学生马英举。多年之后,我和妻子在西单大悦城设宴送他和余佳出国读博。他拿出了那个奖品请我写一段文字留念。英举是我在北大的最佳课程助教,行为经济学(本科生)、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双学位及EMBA),他现在UCLA经济系,他妻子余佳(中科院研究生)在USC历史系读博。出国之前,英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巫和懋老师的研究生,基于优良的数学训练,他随和懋兄研究金融市场高阶预期问题。在UCLA,他表现卓越,有强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深得师生喜爱。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马英举《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2月19日 10 版)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99.80元

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汪丁丁教授在北京大学每年都会开一门课——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我们都很熟悉。在官方语境里,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区分开来。在经济学萌芽之初的一百年,它的正式名称始终带有“政治”二字。那么,汪丁丁的这门“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我的理解,第一,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承接着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与新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对政治过程进行逻辑上的理论思索和效果上的实证检验。第二,在中国,汪丁丁的这门课,着眼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带给我们的“中国问题”,通过考察历史实践,为我们如何能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述说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第二个思路的背后,实际上是汪丁丁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所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2009—2011年的秋天,我三次坐在这门课的课堂里,身份从旁听生、注册生,到义务助教。这三年里,我在丁丁老师的课堂接触到的内容与别的课堂几乎全然不同。本书序言里说,这门课有“六种不同的开端”,不是虚言。比如,2009年,就是按照第四种思路,在介绍了基本的理论和思路之后,丁丁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出整整一黑板的热门现实议题,从环境、民工荒、民族主义,到公权力限制,剩下的时间里,结合同学的报告,探讨理论上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有何后果,如何求解。

正因如此,这本基于2012年课堂的讲义,实际上是大约八年课程的浓缩。它与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一样,具有丁丁老师组织课堂和讲义的一贯风格。为这样一部大书撰写书评,我的知识储备自然是远不够的。但因为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课堂具体情境的体验,所以希望这篇读后感能以通俗的角度阐释丁丁老师的一些思路,帮助像我一样的学生更容易理解本书。

读完这本书,是很难的。看看附赠的那本精致的心智地图集,就可知道。从2010年起,丁丁老师就开始在北大的课堂里使用iPad备课和授课。此前一直是大量手写的幻灯片,加上简单的心智地图。新技术使得丁丁老师发散的思维更加不受约束,而且探索出了一套颇有讲究的技术组合。摊开这张宏大的地图,逆时针方向的一圈,描出了课程的思路;字体越大、颜色越醒目的内容,当然越重要;继续放大,是关键文献的核心段落。对这个不断膨胀的地图的最终约束,是有限的内存和可忍受的反应速度——如果有更快的设备,他肯定会做出大一倍的地图来!如果读者对其中的局部论点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明白本书要说什么。但放在这里的大部分文章和书目,都是丁丁老师从海量的研究作品里精选出来的,别处不容易见到。于是,读书或者听课便容易有这种感觉:读着读着,觉得这些思想都很有意思,但不知不觉就忘了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了。重视细节,并始终记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讨论适用的边界保持清醒,这是丁丁老师一直强调的。

那么,哪些问题是新政治经济学关心的?简单地说,只要我们超越了最简单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考虑多人的共同决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如何加总个人偏好,如何评估不同的集体决策机制,是否存在某种能评价某个机制是“好”还是“坏”的标准或原则,如何把理论上“好”的或者是“更好”的机制变成实践,这些就是公共选择涉及的问题。更进一步,个人偏好里的哪些是可以进行加总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如何权衡?本书的前六讲围绕这些问题,关注奈特、阿罗、布坎南和森这几位经济学大家,来阐释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答案。

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在一些应该具备的约束下,唯一符合这些理想约束的决策机制就是独裁。因而对于不同的决策机制(或者政治制度),一般而言,在效率、公平、自由这三方面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威权政府常常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公平的,但容易缺少自由;极端民主的社会非常自由,但肯定缺乏效率,至于是否公平,不容易下定论。至于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变迁,仅从近五百年的各国历史来看,我们就知道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多复杂了:为什么英国能经由光荣革命而平稳变迁,法国就不行?为什么中国一百年前的各种转型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在文化、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地理因素、外部环境这诸多原因之中,有最关键的一个或几个吗?如果有,可能的影响渠道是什么?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演化路径又是什么?或者,我们只能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诉诸于偶然性来解释。

以上讨论中的用词,如“偏好”、“民主”、“政治制度”等,还仅仅是在常识的意义上,非常粗糙。丁丁老师深受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的影响,因而在用词上异常精准,对核心概念都会溯本求源,常常要从中文、英文一直追溯到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含义。初读容易失去耐心,但细心读后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对语词意义的考证,概念本身的含义、它所包含的问题和重要性、可能的求解方向,都已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第33页对“自由”一词的考证,第20、29页和第四讲前两节中对“正义”概念的考察,这些概念史的展开,几乎就是学科的发展史。

前面六讲,大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尽管这些探讨是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但课上常常会结合同学熟悉的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加上讲义保留了课堂师生对话的原貌,读者就不难理解该如何把这些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第七讲是实践智慧。在课程从抽象理论转到中国问题之前,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探讨各个思想传统中的实践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连贯,但其实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认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有两点:

第一,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政治理论的思考,根本上是源于实践智慧的,它的对立面是“理论智慧”(sophia),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或者金岳霖概括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势”和“理”的区分。实践智慧正是对于“势”的判断。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总是能在重要时刻准确判断高层“气氛”,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策略,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关键。这里对“气氛”的判断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一门“技艺”,而非“理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参与转型的各阶层具有对“势”的清晰判断,重视并尊重“常识”。

第二,实践智慧是东西方几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中共通的部分,因而在这个层面,东西方可以更直接地对话并相互借鉴。主要援引余英时和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丁丁老师试图告诉我们,关于政治实践,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士人”文化值得重视。其次,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个人内在世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的强调,对西方这样一个稳态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似乎是解决每个人的“人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于中国当下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对“人心”和性情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完成社会重建的过程。

最后一讲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问题”?读者在最后附上的长文中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迁的特征、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重问题的交织,中国问题更具复杂性。经过多年的观察,丁丁老师的分析深刻、表达独特,读者最好自己一窥究竟。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2012年,我出国读书,每周末下载丁丁老师的最新课件来读,当作额外自修的一门课。2013年,丁丁老师的这部讲义终于完成写作,出版了。我在学期的中间,断断续续地把这部讲义读完。在国外,有机会深入体验西方稳态制度的各种细节,更加认同他想强调的实践智慧的重要,也更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些的复杂性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强。

有过国外生活体验的读者,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同意,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外,他的许多独特表达,也会让人有类似顿悟的感觉,比如我喜欢的这一句:“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丁丁老师说过,根本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反复要求解答,而且挥之不去”。“中国问题”正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带来的挑战,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值得我们期待。这也正是本书副标题——“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的重要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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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4日, 4:58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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