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刘再复:四星高照 何处人文

   今年三月,李泽厚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四星高照,何处灵山》一文,这是他前几年的旧作,被我“挖”出来发表。其实泽厚兄在二〇〇五年就提出“四星高照,何处人文”的问题。(参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一)

   “四星高照”,这是对时代的描述;“何处人文?”则是时代性的大提问。所谓“四星”,是指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说“四星高照”,既无褒贬,也无偏见。只是说,当下这个时代乃是以“四星”为符号,为中心的时代。与“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欲望燃烧的物质化与娱乐化的浮华时代。泽厚先生与此主题相关的谈论(专访)中,进一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是“物质生活全面展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是生活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的生活(古典生活),只要用“衣、食、住、行”四个字概说即可,而现代生活则增加了另外四个字的内容,即“性、健、寿、娱”。物质生活全面展开了,人们不再安于衣食住行,还普遍地追求情欲的满足,健康的实现,寿命的延长和生活的娱乐化。因此,“四星”便应运而生,不仅浮出繁华的地表,而且进入灿烂的高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不好作本质化即简单化的判断。不可否认,现代化确实带来了生活的丰富,情感的多元,人性的快乐,视野的扩张,时间的增值。从总体上说,人类其实愈来愈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希望多活一些年月以享受人生。所以,我总是支持国家的现代化选择。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历史主义”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伦理主义”的代价。除了“伦理道德”代价之外,人文的其他部分,如文学、艺术、思想、教育等,也可能付出代价。马克思早已揭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马克思说的显然是真理。例如物质匮乏的古希腊,它却产生《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这样的史诗,而物质生活充分展开的现代希腊,却产生不了像样的文学艺术,更谈不上划时代的人文“思想”。黑格尔也表述过类似(比马克思早)的见解,他说,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黑格尔说的是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把猫头鹰引伸为人文理想,那就是说,这理想并不产生于世界的“浮华”时刻。相反,世界浮华之日,恰恰是人文要付出代价之时。

   (二)

   说要付出“人文”的代价,从根本上说,是要付出“人”本身的代价,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深层的文化价值。我们会发现,随着“四星”成为时代中心和物质生活的全面拓展,人类生活中的“人文维度”削弱了,人的品性“颓败”了。关于这一重大现象,我写了“人类的集体变质”、“人类愈来愈贪婪”等文章作了提醒,这些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当下人类在物质主义的潮流中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即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信仰各种宗教的人群,正在丧失真信仰而共同崇尚“拜物教”,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严重到极点。我还用意象化的语言,说明地球正在发生重大倾斜,指的正是价值观的倾斜。而倾斜的内容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向物质倾斜;

   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向资本倾斜;

   在物化与文化的天平上,向物化倾斜;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倾斜。

   上述这四项“价值倾斜”也可以称为“价值迷失”或“人文迷失”,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文化偏至”。(参见《文化偏至论》)他在一九〇八年尚处于青年时代就发现这个地球“重物质”而不重“灵明”(即精神),整个向“物质”偏斜。这种偏斜也可以说是重物不重人。所以他才提出“立国先立人”的天才命题。这一命题指出:一个国家要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尤其是人的灵魂的崛起。唯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实现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灵魂健康)和强大,才有国家的健康与强大。我们现在距离鲁迅这篇文章已一百零五年,而现实状态却像当年一样,仍然是一个向“物质”倾斜的问题,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百年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也确实是工具理性的伟大胜利,此成果不可否定。然而,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指生命的“人文维度”,即人类主体的“真、善、美”。现在人类社会在追求工具理性(数据、技术、程序、机器、电脑等)时,忘记了由一个比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人本身的心灵、品性与卓越人格。工具理性只能解决“做事”,无法解决“做人”的问题,无法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

   在价值倾斜与“文化偏至”中,人本身发生了变质。这种集体变质现象,除了可以用“人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来描述之外,还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这就是“消费体”。人正在变成消费体而消费一切,消费城市,消费乡村,消费物质,消费机器,消费技术,消费自然,消费音乐,消费绘画,消费古玩,消费电影,消费体育,消费时尚,消费传统,甚至消费“神”(包括消费上帝与消费佛)。最后是消费人本身,有肉卖肉,有灵卖灵,有容貌卖容貌,有青春卖青春,有八卦卖八卦,有知识卖知识,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是交易。消费的潮流覆盖一切,横扫一切。个个都成为消费潮流中人。欧洲一些国家,产业(制造业)濒临瓦解,只剩下服务业、旅游业、交通业和高科技,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因为人人都是消费体,而非生产体。“文艺复兴”之后的大约五百年里,地球上一切最先进的人文成果,包括最先进的音乐、绘画、哲学、戏剧、小说、诗歌等等,都是欧洲提供的,现在,在消费大潮流的冲击下却开始经历了一个“颓败”时期。其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危机与人文危机。中国虽有强大的古典人文传统,但是在消费的潮流中,也在发生“伪形化”现象。东西方在共同的“四星高照”和消费狂热的“大形势”下,确实存在着一个“何处人文?”的大问题。

   前几年,我读了莫言的小说《弃婴》,产生了一种空前的窒息感与绝望感。原因就是我读出了人的集体变质和扼杀孩子的共犯结构,还读出人正在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前提,例如良心、同情心、悲悯心、不忍之心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复员军人,他因收到一张写着“速到葵花地里救人!!!”的字条,就在返回家乡的路上,到葵花地里抱回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本是好心做好事,结果却给他自己带来无穷尽的折磨、痛楚与耻辱。一抱回家,立即遭到全家人的“叹气”、“冷笑”和“审判”,尤其是他的妻子,更是“愤怒”,甚至说“没准就是你在外边搭伙了一个大嫚,生了这么个小嫚”。家里无婴儿的存身之所,“我”只好去找“乡领导”,可是,“乡领导”却满口训斥,甚至大声叫喊:“你捡着就是你的,养着吧!乡政府又不是托儿所!”现代“人”变了,现代“人心”变了。《弃婴》小说主人公“我”的家中有一个“小妹妹”(小女儿),她就生活在势利爷爷、势利奶奶、势利妈妈的包围之中。中国的当代教育,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小妹妹”和这样的人文环境。

   (三)

   面对“四星高照”及其相随相生的“价值迷失”的现象,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此历史语境中,人文价值包括人文理想是否还能实现?如何实现?总之,人文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才是当代思想的真问题。

   我虽然描述了地球倾斜的诸多现象,但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人文是否可能”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可能的”。

   我的乐观还是来自对“人”本身和天才的信赖,相信人类一部分变质,一部分并不变质;一部分成为潮流中人,一部分却不是潮流中人;一部分神经被金钱所抓住,一部分并不被金钱所抓住。总之,有一部分人类,他们拥有超越的能力,拥有从时代的大潮流中跳出来的能力。他们无法改造时代,但可以认知时代,超越时代,并在时代中创造意义。我在文学批评中,常说“天才都是个案”,即使世界乱糟糟,天才还是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来做。而在人文批评中,我还要继续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个案,一切取决于自己的清醒意识和大彻大悟。“灵山”在内不在外,“人文”也是如此,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自己。近年来,我醉心于《红楼梦》,深悟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乃是“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他的历史大环境与家庭小环境都极为恶劣,以致他写作时不得不隐姓埋名,不仅要把“真事隐”,而且要把“真名隐”,然而,他却超越这种环境的限制与困扰而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伟大经典。从这说开去,我们又可以想到但丁,想到达·芬奇,想到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驱。在中世纪的黑暗中,但丁的《神曲》借助宗教的外壳,却注入巨大的人文内容。引导但丁游览地狱的人,不是圣徒,而是诗人维吉尔;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不是天使,而是恋人贝阿特丽采;送入地狱受罚的,除了各种作恶者之外,也包括胡作非为的主教,而升入天堂的则有许多为实现人文理想的志士。米开朗基罗,他受雇于罗马教皇,工作于梵蒂冈的西斯廷大教堂,但他却在《创世纪》的大天顶画中注入让人振聋发聩的人文精神。在这部宗教题材的旷世杰作中,他不是赞美上帝,而是描绘人性,画的其实是充满人文内涵的“众生相”。每一画面都在展示对人和人性的思考。只要把他的画和中世纪的“神像”画做一比较,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类画,真有天渊之别,一边是无精打采的“神主体”,一边是有血有肉的“人主体”。而且还会进一步发现:原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理想就暗藏在“上帝创世”之处,人文的黎明就从中世纪的宗教黑暗中崛起。原先被宗教所遮蔽、所吞没的“人”,就在天才的画笔与思索中复活并从此大放光彩。在米开朗基罗的巨构面前,谁还敢说,“人文”在精神困境中不可能有所作为?

   文艺复兴时代里的另一伟大天才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同样是在宗教的黑暗中破土而出。他的《最后的晚餐》,完全是取材于《圣经》,画的是基督和他的十二门徒。但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饱含充分的人性和深邃的内心。这种人性大于神性的艺术,便是光芒万丈的人文之光。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用他们的天才杰作和灵魂经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文艺都是可能复兴的;任何时候,“人文”都是有立足之地的。但复兴并不是时代的赐予,而是个人的创造。换句话说,“复兴”全靠一个一个的个人,一个一个的“个案”。他们还告诉我们:时代是可以超越的,人文创造总是超越时代的困境与超越时代条件(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精神条件等)的制约,而后才抵达前人所未至的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处人文”的大提问便可作出一种答案:人文不在“环境”的卵翼里,而在个体生命的奋斗中,也可以说,人文就在每个人的手上,每个人的脚下,每个人的心中。或者说,就在人文主体不屈不挠的非凡工作中。

   (四)

   十几年前,李泽厚先生在和我谈论社会文化时就说: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以语言——工具为本体),二十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以“人本身”为本体),而且这之后二、三个世纪,教育学将成为人文体系的中心学科。

   所谓“教育学的世纪”,便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纪,即把培育全面的优秀人性作为中心环节的世纪。

   所以我回应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育生存技能、职业技能(这只是第二目的),而是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塑造卓越的人格。对此,李泽厚先生又一再强调说,教育的关键是中小学教育。“人”最重要的是少年儿童时期。我又补充说:“人文”的生长点就在婴儿的摇篮里。何处人文?请到婴儿那里去找到答案。

我到美国已经二十四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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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5日, 12:32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