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林毓生: 我的学思历程

  

   今天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谈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想一边讲讲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研究过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说说我在做思想工作、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学生,他是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从经济方面开始进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是却发生了精神上危机。通过了博士考试,我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但是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当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几位先生们学习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科学的基本观念。因为环境特别有启发性,所以我的三年学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识,而系院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论文的题目,我可以进入任何我有兴趣的领域,换句话说,一方面我对西方知识非常有兴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投入,因为当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学术立场,我的学术、思考并不是纯学术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假若把公众事务定义为政治性,那么我的学术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不是中国式的政治性,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国式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

  

   我当初去读书,是有政治意义上目的,而现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义,但是与中国就距离远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国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产生了精神危机,严重到整个下午在图书馆所看的书,一下子就忘记了,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还是无法决定该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费了。秋天时海耶克先生回来做一场演讲,我去看他,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问题,请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海耶克先生向我说:「你现在要做人生中第一个严肃性的研究论文,你必须自己决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当初我如何做这个决定。我所有的个人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海耶克先生如此说,一下子我就茅塞顿开。回程的路上,我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关怀的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相反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成功了,明白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才能了解中国自由主义未来还有没有前途,从历史可以检讨一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决定了论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义再继续往前发展,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发展等等问题。

  

   海耶克先生这次回来的讲演,其中一个题目是『理论头脑的不同类型』,我的文章中介绍他的思想,中文称做『学术工作的二个不同类型』。他说从事学术工作基本上有二种人,一种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对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气地说,一科通人通常是记忆型;另一种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学者,换句话说是胡涂型,表面上别人都懂了,他还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学术界有这二种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头脑,记忆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创造力,学术里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来的,这二类人都非常重要。人类的遗产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做说明,需要一科通人把当时的文化用现在可以理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学术的传承,学术的教育需要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来传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学者,当你进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进入古堡一样,每个地方都要探索,因为对读者而言,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是困惑型的学者自己想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解释当读者第一次看到时,会觉得很生疏。记忆型的学者对任何学说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较没有创造力,任何学说思想一下子就从脑中显见,在写著作时得心应手,而自己可能没有自觉,速度也比较快,因为遇到问题不会困惑,把学问重新组织,来应付新的问题,所以记忆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创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记不住许多学说,必须从中自己想问题,一步一步来,有时对自己的研究,下笔如行云流水,废寝忘食,一下子完成许多,有时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须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学问,会相当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师附小读小学,后来考取了全中国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当时我在那读书,有几个特别的经验。师大附中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就读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中国未来的菁英,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若不是我们,谁是菁英呢?因为我们得到中国最好的教育。当时常弄得朋友讨厌我,因为我要看最好的书,最难的书,最深的书,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个经验是,在北京的学术气氛中,很自然有一种感染人心的虔诚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产生一种敬意。读初中时,老师鼓励我去看课外书,北京有商务印书馆、开平书店、中华书店、世界书局,课余时我走路去看书。当时我只有13岁,还是小孩子,进去书店时,那店员对我很客气,向我打招呼,让我随意看书,离去时,店员也客气地对我说:「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从这里来,他对你恭敬,你对他恭敬,没有什么目的,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国家观念,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并没有受日本人的欺负,只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被日本人管?我的爱国观念起源于:当时北京虽然文化基础很好,但是冬天却有冻死的人,社会机制很差,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任务是把国家弄好,国家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我无法忍受这种国家!很早就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另外,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对所有人都讲平等,您是长辈,我会对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会表示意见,当然要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表示意见。满清没落后,满人皇族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生活来源,许多满人沦为汉族富有人家的佣人,满人非常重视礼节,我被这样的佣人教导礼仪、生活应对,这些礼节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我的平等观念要感谢我的母亲,当时我家很富有,在北方从事的轻工业,如纺纱、染布、织布等,但是父亲并没有给我母亲很多零用钱。家里佣人很多,每个佣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佣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亲虽没有许多零用钱可以帮助他们,但对他们有同理心,似乎是亲身感受,完全一视同仁,并不是同情他们,我母亲的言行教导了我。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来没有觉得礼节与平等是冲突的。但是在台湾,礼节与平等似乎是冲突的,你要有礼节,就无法平等,你对某人有礼,似乎你必须让自己低下,才会显得特别有礼貌,当然台湾有的礼节是一种工具性的。

  

   我到台湾以后,当时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经不那么严重了。我在中学时代,觉得自己的国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对政治特别有兴趣,我想做政治领袖,我到台湾大学时,是怀着这种雄心壮志来的。为什么来台大读历史系呢?读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的病征所在。但是,到台大之后,觉得非常失望与茫然,老师重考据,但这与我所关怀的事距离非常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见到了殷海光先生,应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大。

  

   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我那时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国家搞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路,民主宪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独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导之下,阅读了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之外,主要来自两大启示: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奇利思马的。第一、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蒋氏政权为了维持其个人绝对统治所散布的蒙昧与压制,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惧、伪善、矫失与虚脱,以及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歪曲的宣传,在在使我渴望一个合理、合乎人道,能够舒展性灵的人间秩序,根据当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实现,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达成这样的理想,蒋氏威权统治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的架势上,有时它也大唱高调,也不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曾尝试过,所以,它无法利用伟大的理想,和群众的势力来掩饰它的种种略计,并使其正当化。

  

   换句话说,共产党当然比蒋氏政权更坏了,因为共产党利用乌托邦的冲动与群众运动,来掩饰它更恶劣的一面,于是,这些劣计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别难以忍受,谋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别迫切。第二,虽然当时我还未能掌握自由主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但在跟应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应先生的真诚,对施礼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之源产生了敬意与向往。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数十年来继续不断地探索,其动力是来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马的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特别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几次的机缘,我很幸运的到了芝加哥大学,跟海耶克先生念书。当时,应先生正在翻译「民意之路」,应先生主张逻辑实证论,特别崇拜罗素,我从小喜欢听老师的话,所以,我就去念罗素的著作。罗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词非常漂亮,并不困难。看了罗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与翻译对照,发生罗素不是个思想家,他是个数学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个梦想,若将来能跟像海耶克先生这样有思想的自由主义大师念书,那岂不是太美了!而四年当中,这个梦就实现了,经过转折,就去跟着海耶克先生念书了。

  

   有几个经验,不是一般的中国留学生能够经历的。第一件事,老师不向我说道理。但这自由主义最大的堡垒,怎么不讲道理呢?当时的规定,研究生必须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图的「The Republic」,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定要读,为什么要读?不说道理,完全是旧式的,而且必须包括莎士比亚的三大悲剧,必须包括俄国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或者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没有选择,不管你将来研究经济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须念这些东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学来是来研究西方主义,最新最现代的知识,我当时的观念是愈新的愈好,旧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现,结果我们的系不讲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还研究最旧的,不但研究最旧的,还研究旧的最旧,研究了希腊,公元前第五世纪,耶稣都还没出生,都写出来了,我觉得太奇怪了,不过那没办法,我在这个系里。但是老师给我一个好训练,就是可以跟他对话,可以提问题,可以和老师交流,老师所说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请老师再说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种对话的经验。利用一点点经验,这种逻辑的训练,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些基本的小小的逻辑训练,使我开始进入一点情况。最后,念了不到半学期,就开始进入情况,原来学问是这样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种方式,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内容。

  

为什么研究classic?为什么研究原点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点的奴隶,不是说原点怎么说你怎么说。以前的书并不会全部都留下来,但是有些书到了二十三世纪,还是会留下来,还是会有人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妙的事情。这原点有两个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经过时间的考验,还可以存在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原点必须对它所关怀的问题有特殊深刻系统的见解,它是特殊问题,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第二个特性,正因为它对特殊的问题有深刻系统的看法、见解和争辩,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与共同性有一个共同的关系。好比说,洛克是西方自由主义最早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839.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墙内可直接点击)

2014年5月20日, 6:54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