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高华的后二十年(下):最后的岁月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500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五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上世纪80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50年代,再到60年代、70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2009年:十年思想历程

   接下来的2009年,对于高华来说是多难之年。先是2月份母亲患肠癌住院,高华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于医院。

   每天上午,高华由亲戚小孙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陪母亲坐会儿。下午,他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应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书《革命年代》的书稿。

   在整理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在高华的主治医生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内科于正洪副主任医师印象中,高华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母亲也病重,高华操了太多的心。于医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几乎昏迷不醒,高华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亲病逝。此后一段时间,高华天天失眠。祸不单行,5月份,85岁的父亲不幸摔伤,致股骨颈骨折,从此长期住院。

   这一年,《红太阳》已出版十年。十年风雨,赞誉峰起。如学者朱学勤所言,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赞誉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性意见。如“老延安”何方,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风,批评该书纸上谈兵,并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异议;如杨奎松“不认为高华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

   十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红太阳》的毁谤也生,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华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当年12月,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在两篇文章中,高华回顾了十年来的思想历程。多年前,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在评论《红太阳》时称,作者有思想矛盾,从该书的思想逻辑演进应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结论,但作者却对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萧功秦于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持有人文主义情怀。

   高华在《感言》中谈到,对于“思想矛盾”问题,他同意萧功秦的看法,那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而在《红太阳》之后十年的思考与阅读中,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2000年,一位化名“遇资州教授”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相关书评《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书评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延安整风如果只整党内,干卿何事?”

   高华在《感言》中回应了上述质疑,并重申写作《红太阳》的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在《总回应》中,高华表达了对延安整风更深的认识:

   “现代农民革命融合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大的发展,就需要定朝纲、定礼仪,排座次,这可能是东方大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其间结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监督,将毛的思想内化,形成巨大的动员效应,创造了一种战争年代下政治动员、党内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胜利。

“正是因为延安整风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国后被奉为治国方略。只是,促使革命胜利的方法以后却可能成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风以政治运动治理国家的斗争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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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3日, 11:47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