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高华的后二十年(中):在体制之内

   职称评选中的《红太阳》

   2000年初,一本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书,在南京大学教师的职称评选期间,悄然出现在一些评委和教师的视野里。

   这一年,历史系的职称评选竞争激烈。仅近现代史教研室,就有四人申报教授,高华为其一。

   按南京大学当时的规定,副教授在任职五年后即可申报教授,申报条件包括十篇相应级别论文,或一部著作、五篇论文。按相关程序,先是教师申报,再是系里评,学科组评选,高评委评,申报的学术成果截至1999年12月31日。

   这一年,46岁的高华留校任教已13年,自1993年12月31日晋升副教授已满五年;其学术成果,包括五本参编书籍,两本合译书籍,另有论文40篇。但是,在“牛人”太多的历史系,并不占优势。

   和其他教师一样,高华很在乎这次评职称。一开始送申报材料时,《红太阳》并未正式出版。2000年初,高华从香港提前拿到了样书。

   这是一部后来被海外学者看作“高华教授受个人痛苦经历刺激,以及思考国家巨变有所感触的发愤之作,酝酿二十载,辛勤七个寒暑而成的著作”。该书凡705页,参考文献长达31页,分档案文献集6种,年谱、文集、资料汇编136种,报刊、期刊19种,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338种,英文论著6种,为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

   这本书通过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了毛泽东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该书《后记》中,高华回顾了写作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高华同时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念公之于众:“如果说本书的叙述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如高华自述,在其后的十多年内,该书相继受到李锐、王元化、杨振宁、汪澍白、陈方正、冯兰瑞、吴敬琏、刘宾雁、王年一、林毓生、张灏、韦政通、张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学人的激赏,并陆续收到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少来信。

   在学者的激赏中,或从思想性和历史叙述创新的视角论述,如萧延中认为,该书长处不仅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0年代陈伯达、胡乔木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固定的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

   或强调该书的“历史-现实”意义,如萧功秦所说,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

   在2000年初,这本书是以相当低调的方式出现的。高华把少量样书分赠师友。历史系的同事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这本书同样让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激赏不已。他把高华称为中共建政60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并将该书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相提并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

   但在南京大学的职称评审期间,对该书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其一,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不能拿出来评职称。其二,该书内容敏感,倾向性太强。

   高华和朋友们商量对策。朋友们为他分析,假如他以该书申报,如果有人写匿名信,说这本书政治上有问题,那学校也很难为他出来辩护。

   董健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他回忆称:“高华当时找我商量,说这本书要不要作为成果报,怕成果不足,评不上。当时我的意见是,这本书不提,你的成果也够了,千万不要提。因为学校的高评委里,有个别教授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果提出质疑,虽然不一定会把你否掉,但会延长时间。”

   在董健的记忆中,有一年,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两位教师评教授时,有人说他们的著作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后来该书在董健婉转建议下,送至外校,找专家点评之后,才得以作为成果报上去。董健担心高华遇到类似事件。

   在历史系,已卸任系主任的张宪文回忆说,当时评职称时,高华想把那本书拿到会上评,系里没让他拿出来,最后是以论文评的,相关的论文也够了。

   综合各种意见,高华听取了师友的建议。在举行学术成果展览时,该书并未出现,但在往学校填报的材料上,已有该书。部分评委也看到了这本书。

   “当时,已经有不少学者知道《红太阳》了,知道它的分量。所以到了评委会上,大家都不提,顺利通过。”董健回忆称。历史系的一位教师说,这说明大家认同高华,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这本书是有分量的,大家心里有数,本着学术良心,把学术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00年4月,高华如愿评上了教授。这一年,让他高兴的另一件事是乔迁之喜。在上海路住了10年之后,他和700多户南大教职员工搬进了龙江小区。

   这是南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分房。之前尚为副教授的高华分到三室一厅,100平方米左右,总价7万元,学校对于有博士学位者资助1万元。

   6万元,对于当时的南大教师来说仍是一大笔钱。本来就没什么家底的高华,像大多数教师一样,从银行贷款5万,用了数年才还清。

   《红太阳》传播轨迹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被学者景凯旋称为史学上的《1984》的著作,给高华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声誉。

   2000年书刚问世时,高华甚至有点紧张。虽然书中所涉历史事件已过去近60年,但内容依旧敏感,它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进入内地,更遑论登堂入室,进入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当今公众阅读空间中,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那样,虽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国大陆能得到上中下三代人交口称赞,上至党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下至青年学子,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所说,“该看的都看到了”;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这样,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却一再被意识形态化。其命运及传播轨迹,反映出一个转型期社会独特的政治社会生态。

   2000年,书出版后,高华只拿到了为数不多的样书。但不知从何时,该书开始以复印本和盗版本的形式,在南大的师生间私下传阅复印,由南大而南京,而全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磊2002年在南大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经常去隔壁历史系的宿舍串门,看到了桌上摆着复印的《红太阳》装订本。陈磊回忆称,历史系同学说,这本书不允许在国内出版,他们都是拿香港版本去复印,由于买的人多,在南大汉口路的小卖部,50元一本,只要去报“买高华的书”,小店老板就会把“书”拿出来,生意很红火。

   在上海,这本书也成了“黄鱼车书”。据许纪霖介绍,在华东师大校门口,有一段时间,每当下午三四点,就有一辆黄鱼车拉来盗版书,《红太阳》尤其畅销。一位历史系的青年学人曾先后代朋友买过50本。

   据熊景明回忆,有一次,高华去华东师大时,卖书的向他推荐《红太阳》:“哎,这本书卖得最好,听说这个人就要到这个学校来教书了。”那次,高华还买了好几本送人。“比在香港的作者优惠价便宜多了,”他将这笑话讲给朋友听。

   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一位学者估计,国内盗版不下数万本。这是高华没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担心此书在国内影响太大而招致不良后果。高欣说,那时家里也有盗版,父亲有时以盗版书签名送人,等到有正版书时再补送一本正版。

   与盗版相应的是网上也经常有该书的片断转载,甚至电子版。内地某些图书馆也有该书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这让高华很是感慨:“思想的驳诘、学术的争论有赖于一个场域,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公平、开放的学术平台,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

   尽管如此,《红太阳》的影响还是远远溢出知识界。高华注意到,《红太阳》的读者,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检讨和批判历史;另一种是党政人士,想从中学习红太阳升起的成功经验,或是企业家看重其中的“驭人之道”。

   青年学者王晓渔对此保持警惕。他说,上述现象提醒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一边反极左,一边延续了极左的东西,不能用极左的逻辑来反极左。彻底了解那套组织方式,并且与极左的思维保持距离,这是《红太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每个人而言,不仅是批判历史中的极左,还要不断反思,怎样驱逐内心中极左的种子。

   这时的高华,在公开场所是谨慎的。一则流行于南京大学的轶事为此做了注脚:“某日晚高华在选修课上讲反右运动。至中途休息,高华突然冲下讲台,到第三排的笑如,索其证件查看。课后高华言笑如面目成熟,形似公安,似乎还在做录音(其桌上放着随身听)。经我们解释,方才打消疑虑。”

   类似传闻,得到了高华的朋友和学生们的证实。

   陈磊在2002年选过高华的一门课。印象中,上课时有四五十个人,高华口才很好,但用词极严谨,也极简洁,很多时候点到即止。如果人少一些,他便放开一些,人多就谨慎些。

   直到2006年,朋友范泓去听他的博士生课程时还能感觉到他的谨慎:课堂上,十几个人中,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马上就会警惕。前辈学者袁伟时曾听过高华在中山大学讲学,“条分缕晰,娓娓道来,引人深思,但总是觉得有些地方欲说还休”。

   高华的谨慎,并非杞人忧天。许纪霖说:《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对他最具杀伤力的,不是有形的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

   在颜世安看来,这种惶恐也许并没有那么强烈,“跟高华聊天时,老是觉得他是一个愉快的,有趣的人。他谨慎,而且敏感、小心,对可能有的危险都会注意到。惟其如此,写这本书,才需要勇气。假如他是一个粗豪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教学中的高华,也自有一种淡定。一位南大学子描述了当年高华的神采:“高华老师双手撑着讲桌,向前半倾着身体,波澜不惊,娓娓道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没有评价,只有事实,时有事实惊起四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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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1日, 10:16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