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早就听说傅高义先生在为邓小平写传，这样一位国际汉学界泰斗，写的又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人物，理所当然会为人所关注，想这部著作早点问世，先睹为快的，恐怕不止是学界中人。然而，先生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问世之后，虽然不乏好评，但争议也不小。如我这样的土包子，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读，但耗神费力太多，幸好，《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友人之惠，我拿到了这部由冯克利先生翻译的大作。
虽然，《邓小平时代》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却是一部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书。一如既往，傅高义先生的著述，平实，扎实，立论坚实，同时又引人入胜。不可否则，虽然传主三起三落的经历颇为传奇，但邓本人却不像毛泽东一样，具有那么强烈的戏剧色彩，所以，给邓写传，很少能讨好。应该说，傅高义的这部巨著却平中出奇，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傅高义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回应批评者的批评的时候说，“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邓小平行为的逻辑，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评判。无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已经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东西。
我注意到，傅高义的书中多次提到，邓小平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老兵，一个军人，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丘八。我们知道，丘八在邓年轻的时代，是个贬义词，是人们骂大兵的话，当然，有的大兵也会用来自嘲。比如，五四运动的时候，上街拦阻学生的军警，就会说，“我们是丘八，而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儿，求求你们回家去吧。”而一个跟邓小平有过职业关系的军阀冯玉祥，也自称自己的诗是丘八诗。
在人们的印象中，邓小平虽然也有过指挥作战的经历，但人们更多地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文官。笔挺的戎装，似乎跟他相当的不搭。以至于说起他那段看起来还挺辉煌的战争经历，人们也往往只把他视为一个“政委”，一个思想动员工作者，而将战争的业绩，更多地归结到他的搭档，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身上。但是邓本人，却更乐意说自己的本色是个军人。显然，人们日常的认知，跟邓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有了很大的反差。
说起来，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级干部，大多具有几分文人甚至儒者气质，而且出身多半是学生。但是，邓小平却不爱读书，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没进学校读书，但蔡和森、郑超麟这样的人，至少马列经典著作，还是会读几本的。邓小平虽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称，却不爱读书，只喜欢打扑克。所以郑超麟回忆说，当年他动不动就教育年纪小邓小平，要多读点书。然而，一直到晚年，人们都大张旗鼓地阐释有邓小平理论了，但真正的邓小平，最爱读的，居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那个我们都只能读粗陋的盗版的年代，邓小平却能读到金庸亲自送的精致正版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我曾开玩笑地对某些邓小平理论专家说，邓小平其实不知道邓小平理论是什么，你们知道。应该说，邓小平的自我感知很准，他就是一个老兵。
二战和二战之前的世界，是一个烽火连天的世界。那个时代的祸害是大兵，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大兵。从那个时代混出来的牛人，有几个不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呢？一手攻克天京扫平太平天国的曾家老九（曾国荃），说他一生快意之事，就是杀人如麻，花钱如水。连那个喜欢跟文人诗酒唱和的徐树铮，都感到“以杀止杀”是一件得意的事情。杀人，对于老兵来说，不算什么。不是说他们个个嗜血成性，而是说他们见识了太多血，神经和意志，非寻常人可比。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开了一家钢铁公司。邓的意志，的确像钢铁一样，这其实就是军人的意志，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意志。这样的意志，曾经让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差点在记者面前，失神失足摔了跟头。这样的意志，也让比邓更强的政治强人毛泽东，虽然对党内同志毫无情义，但却也要让他三分，两次拿下，两次都留有分寸，保留邓的党籍。至于邓的同僚，部下，就更是对这个钢铁公司印象深刻。说要你做替罪羊，你就得做，说要拿下你，就会拿下。在邓小平最后的辉煌，南巡之际，在电视里，人们看着邓小平热情洋溢地跟杨尚昆叙交情，但是过了没多久，杨氏兄弟就从权力的顶峰滚落。
这样的钢铁公司，只有在碰上美国人的时候，会打折扣。中美建交谈判，美国就是在武器售台问题上不让步，最后，两国还是建交了。因为，中美建交，是开放的大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美国日本开放，对欧洲开放。不开放，改革则无从谈起。甚至，1979年的对越动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美国送的“大礼”（据说说李慎之的建议）。
开放，是邓小平后半生事业中的大局。即使六四之后，整个国家向左转，邓小平选择总书记，还是首先想找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来的人，以示尽管镇压发生了，开放的格局不变。如果说，毛泽东的业绩，是创建了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那么，邓小平足以让人记得住的事业，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跟他众多的同事一样，被淹没在毛的阴影里。而开放，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经历了多年毛式的极权主义统治之后，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即使能够启动，也步履维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比当年晚清的维新还难。毕竟，晚清不管多么落后，市场还是存在的。做生意的人，不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改革之初的中国，让农民自己种地，让人们自由经商，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一个年广久卖瓜子卖的发了点小财，居然会锒铛入狱。得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才能暂时放出来。广东、福建仅仅做了一点市场化的改革，领导人的头上就乌云翻滚，做检讨还是小事，项南等人还因此丢了乌纱帽。在一个女孩子穿样式新一点裙子，男孩子穿条牛仔裤都会当成资产阶级思想挨批的时代，改革开放的艰难，绝非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傅高义先生将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比喻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岩仓使团出游欧美。然而，当年的岩仓使团回国，就做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规划，但是此番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却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改革之初的多数中国领导人，即使走出了国门，其见识，也就是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的水平。尽管说，有文革的反面刺激，但是真正推动改革，没有邓小平和他的钢铁公司，估计也难。
然而，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强人，推动改革事业，也必须维持政局的平衡。我们不知道，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在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之间，有没有做出最后的抉择，如果她晚死几年，会不会像后来的少年权贵一样，在保中国和保大清出现碰撞的时候，选择后者。邓小平也一样，他没有在党的事业和国家命运面前，做过选择。也许，在他看来，两者没有矛盾。抗战时的阎锡山，说他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人，一个老蒋，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日本人，哪个鸡蛋都不能踩破。而改革中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是改革开放事业，一个党的领导，一个是政局。三个也都不能踩破。改革和党的领导不必解释，所谓政局，实际上就是三种平衡，一是陈云的鸟笼经济和市场化改革的平衡，一个是前台年纪较轻的操盘者和后台元老的平衡，还有意识形态中，左和右的平衡。有哪个平衡被打破，在邓小平看来，政局就乱了。
当然，在我看来，也许是局面更加复杂的缘故，邓小平远没有阎锡山舞技高明，三个鸡蛋虽然没有踩碎，但破倒都是破过了。不仅前台操盘手接连两任落马，还发生了六四风波，中共不得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不仅让让自己的国际声誉跌到谷底，甚至对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深深的伤害，让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基本上损失到了最大限度。谈到这儿，我不得不说，有关六四的论述，是本书的败笔。傅高义先生把邓小平六四前的价格闯关视为败笔，其实并不确切。市场化的改革，价格闯关，是早晚的事。尽管引起了震荡，民众的不满，但这种不满至少在当时，没有动摇中共统治的危险，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其实正好借此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打掉那些阻挡改革的人，迅速建立市场体制，改变政治结构。事实上，六四民众的改革呼声，也恰好集中这方面。正像后来赵紫阳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只有政治强人邓小平，有资格推动这一改革，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刻意小心怕踩碎了某个鸡蛋。可惜的是，傅高义先生对此却没有任何批评。虽然他比较客观地陈述了邓小平在六四前后的作为，点明了他对六四镇压的责任，但却对此没有过多的谴责，反而强调了邓的所谓不得已。有意无意地，还把六四镇压后的中国经济20年的繁荣稳定，跟镇压联系起来。他写道：“在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避免了更大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1989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都得到了更多的国际资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马上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政治上的倒退，几乎堪比晚清戊戌维新失败后的情形。没有招来义和团，已经万幸。以至于邓小平要重新启动改革，居然需要采用“非组织手段”，自下而上的倒逼。傅高义先生所说的经济奇迹和繁荣，跟六四镇压无关，恰在于邓小平南巡之后，部分地开放了政治，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的政改仍然没有启动。连晚清那种预备立宪，咨议局的选举都没有，民间精英的参政，都没有做到。所以，在经济繁荣之后，无节制的政府扩张，疯狂的贪腐，几乎把经济迅速成长带来的民众幸福感吞噬干净。被经济高速发展激化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环境问题迅速恶化。中国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衡过。精英的大规模出逃，堪比当年广东的大逃港，而官员的疯狂掠夺，也迹近歇斯底里。也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一方面制造了中国奇迹，一方面也把中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邓小平跟台湾的蒋经国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是二战留下来的打过仗的强人，但是，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政治改革，但同样是强人，邓小平却把难题留给了后辈的庸人，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风险，很大的风险。当然，在邓小平的字典里，没有动摇党的领导的政改，他不是戈尔巴乔夫，更不是蒋经国。这就是邓小平自己的局限，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党化的独裁者。其实，他并没有理解他所亲手启动的改革开放的真实意义。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但这个人民的儿子对于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却毫不手软。说到底，邓小平这个共产党的老兵，他心目中的人民，还是抽象的符号，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邓小平时代》来了，在这个似乎又要重启改革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走过从前，那改革岁月的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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