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要去北京拜访朋友，环保主义活动家吴立红就必须赶在日出前–在监视他家的警察睡醒前，悄悄地从乡下的家中溜出。他乘坐公关汽车到邻近的省份，然后跳上一列火车–在货车驶动前几分钟，以避免被发现。
在相邻省份，异议人士尹卫红（音）被拖进了警局，仅仅是因为他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运时期的老朋友们保持了联系。虽然他名义上是自由身，然而这样的”待遇”让他无法保住的工作和正常的家庭生活。
在六四被镇压25年后，中共当局为钳制异议和抗议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复杂、广泛的网络舆论监察、媒体控制，到相对简单的对政府批评者进行干预骚扰以及维持一股庞大的国内国安力量。
事实证明，这个系统非常成功：25年以来，再无大型反对运动。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有意确保这一局面的继续。
“现在非常糟糕，比过去几年更糟糕”，作为六四学生领袖的尹卫红（音）曾在监狱度过数月时光。他说，”现在留给公民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你像我一样，就很难自由地生活。”
格外恶劣的2014
每逢六四周年，异议人士都会遭打压。然而异见人士和人权组织表示，
今年的情况格外恶劣。
一些律师和参加私人小型纪念活动的人遭到拘留。一直追索真相的六四死难者家属，被迫离开北京。记者–其中也包括外媒记者，收到严厉通知和警告，
不准就围绕六四周年的敏感话题进行报导。
维权律师浦志强5月3日参加完”六四纪念研讨会”遭刑事拘留
为避免当年没有准备、措手不及的局面再次发生，中国当局如今提前进行检查，在政治和社会活动可以挑战当局前将其扼杀。尽管经历了经济飞跃、广阔的社会变迁，共产党控制外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仍然是严格禁止的。
尹卫红（音）说，自从习近平2012年底接任党总书记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习近平一方面查处贪腐官员，另一方面要求正统意识形态，并推展了一场批判西方民主宪政、独立媒体等自由价值的运动。
一些资深的活动家们称，独立组织的生存活动空间比1989年要小。只有有限的非政府组织，在当局的批准下允许运行，前提是保证不涉猎政治问题，而围绕例如环保、儿童福利、劳工权利等话题。
一定程度的劳工活动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南部工业省份广东。不过唯一的合法工会仍受到严格的政府管制，罢工很难开展。
多方位管控
独立的工人权利活动家处于当局的持续监察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劳工问题专家陈佩华（Anita Chan）说，警方更频繁地请活动家们”喝茶”。
与此同时，中国利用技术革新和国内安全开支扩增，创建了日益复杂的监控和审查系统。一批年轻的网管对社交媒体和网站进行审查，移除敏感内容。
近年来很多异议人士被拒之门外或强行遣返
还有一种管控手段是限制出行。很多像吴立红和尹卫红（音）一样的政府批评者都被没收护照–一方面作为惩罚措施，另一方避免他们向海外披露中国的问题。
尽管吴立红可以别处心裁地逃过监督、前往北京，但他说，”只要他们发现我不见了，就会派官员把我带回来。你尝试着去适应，但这对于你的家庭和你的心理来说都是真正的折磨”。
在吴立红接受美联社采访后不久，他就被从朋友家带走，审问了24小时。
来源：美联社 编译：万方
责编：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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