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刘再复：中国的不幸、大幸与时机

　　
中国很大，看中国必须用宏观视角去看，才能看得清。倘若只是微观，则愈看愈模糊，甚至愈看愈混乱。

　　 用宏观的眼睛看，可以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以来一百七十年历史，此时的中国最强盛。问题虽多，但毕竟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

　　 一百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先是经历了不幸和苦难，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朝代更替的战争，一百年多年里，不是挨打就是自己打自己，运气不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运气本该好转，但民族生活重心依然是阶级斗争，是继续革命，老百姓依然面对着贫穷(甚至饥饿)、运动和不安，依然是面对不幸。总之是运气仍然不佳。

　　 在这个大时代里，就我个人而言，虽没有经历过前辈那些战争的不幸，几乎没有呼吸过带血腥味的战火硝烟，但也直接体验过二次苦难：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当时我正在大学里读书，饿得全身浮肿，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我虽未被送入“牛棚”，但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进入了集体疯人院，十年中总是在“看守”与“囚犯”这两个角色的互换中挣扎，身心完全变形，灵魂完全破碎。这两次体验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七〇年末中国的好运气突然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这之后中国人重新赢得了生活，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建设。而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把大门打开了，看清了世界，并且逐步参与了世界，更巧更妙的是竟然“撞上”了人类世界的“电脑”时代。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从此抓住电脑，抓住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赶上了大时代步伐。尽管和美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终于迎头赶上，终于变成世界上的第二巨大经济实体。这便是中国的运气，中国的大幸。我所以高度评价邓小平，就是他帮助中国抓住了历史时机，让中国与大时代列车“接轨”，从而赢得大发展的机会，赢得了站立于世界之林的可能。中国三十年来运气不错，显然与邓小平个人历史作用关系极大。

　　 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个人和国家一起，也赢得了生活。国家有幸我也有幸，我和国家一起迎来了思想解放，社会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十年之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变形的身心恢复了正常，灵魂恢复了“完整”，我不再“夹着尾巴做人”了，而是昂起头颅做人。放下个人不说，仅看到自己的祖国天天在改革，在发展，运气很好，就很高兴。

　　 可惜邓小平来不及完成政治改革。中国走上了发展之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金钱奇迹般地到处冒出地平线。这些金钱既是明星又是魔鬼。它既能造福人，又会腐蚀人。“发展”属于历史主义范畴。历史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冲突中悲剧性地前行。发展带来强盛，也带来腐败。“发展”付出“伦理”代价，社会变质，人心变劣，官员们遗忘自己是“人民公仆”，腐败紧随着繁荣并与之同步生长。新的问题与新的焦虑产生了，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江津渡口。

　　 此时此刻，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历史时机，又面临着一个“命运”选择。倘若邓小平在世，他一定会看到西方正面临前所罕见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尽管问题很多但毕竟拥有经济活力，如果抓住这个机会，顺势进行政治改革，内部自我完善，中国一定会走上新的里程。相反，如果固步自封，不知改良，任凭社会变质，道德瓦解，那么，中国将成跛足巨人，甚至成为丧失良知系统的残废巨人。

　　 前几天，我陪妻子去“补牙”，见到丹佛一位很有思想的名医，他超党派超政治但关心中国，因为中国毕竟是他的父母之邦，临走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其实，中国现在是任重道远。所谓任重，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政治改革。所谓道远，是说过去几十年的“进步”，才是征途的第一步，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很艰难。既是任重道远，那就不是筹划权宜之计，而应考虑百年大计。而这百年大计，“政治改革”应是第一计。中国经历了一百七十年不幸与大幸的历史，赢得了一笔伟大的财富，这就是不幸与大幸相互转换的历史经验。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事在人为，知命在人，立命也在人。好运就在于人抓住历史时机进行自我改善。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