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刘宇隆：我在英国看到的“反华势力”

　　“反华势力”一向是国内舆论界、思想界及角力于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收藏阴暗的巨大墙角，说不太圆的秘闻、穷凶极恶的裹乱、涉他国而中国相对势弱的情形等等，都浩浩荡荡往这个墙角堆。出国前，我是在脑子里使劲上了几遍警惕“反华势力”的弦的，出国后索居小城斯旺西，几乎见不到他们。就是出门到英格兰一些地方，瞟见过那么几次。

　　 某次到巴斯，和朋友溜达到他们老城中心的广场，教堂遮出的阴影里有一个通身穿得黄灿灿——舞狮子打把式似的人不紧不慢缠电线、收宣传板。瞥见他宣传板的大标题，哦，某轮功。再速速看几个小标题，政治迫害啊，活体解剖啊，生吃婴儿啊等等，我和朋友都给气乐了，摇摇头，离他远远的。宣传语主要是中文，显然给中国人看的。当地能见到的主要的中国人除了做生意的，就是我们这样的留学生。两个群体的共同特点就是本本分分做自己的事，有什么政治诉求不得而知，但起码是在其生存议题及较寻常的发展议题以下的。

　　 某轮功在巴斯这个地方的活动形式并不激进。日常宣传也就这个样子，没什么人搭理，也少听说他们聚众游行、围攻政府之类；吸取人加入的方式就是张贴一些教“中国气功”的宣传单。比如我第一次来巴斯，住在某青年旅社，活动提示板上钉着各种各样演出、派对、旅行社等等的宣传单，其中某张淡蓝色的赫然印着几线细细的中文，插图是一个穿瑜伽服的白人女子，令我不至误会它真的是瑜伽广告，唯在承办组织明白写着“某轮功”。但通篇看去就是一个学习班，没有政治色彩，想必先吸引你进去吃“气功”的大锅饭，再给个别开“政治课”的小灶。

　　 “反华势力”这几个字不禁推敲，很多戴这顶帽子的反的不是“中华”获取“中国”，是目前中国的执政党。除了东突、藏独这样在人们的恐惧感深处明标其地域背景的，某轮功这种组织是不带鲜明的民族敌意的。身边游荡着这么一些人不至立即危险，毕竟他们不会根据你的长相就扑上来。所以让我个人排序，最可怕的就是民族隔阂而形成的仇恨情绪，你的脸上就仿佛给写了一个“拆”字，再打一个黄黄的圆圈。其次宗（邪）教，再次战争，最次政治。但某轮功哪样儿都沾点，各色面具齐全，遇事则压住生旦净末后惨然的笑脸翩然去抱现成的大腿，此即中国政府不好收拾它的一种原因。

　　 再就是前几个礼拜在伦敦和剑桥，邂逅同一批人。两个词就可以概括他们：反政府，老太太。宣传其“九灭中共，神佑中华”的信条的方式就是满大街找中国年轻人聊，扯中国年轻游客的袖子，帮他们退党，替他们起一个避祸的法名等等。总之，就是站在街上聊。那天我在伦敦唐人街等朋友，长凳上马上凑过来一个老太太，北方口音，一口一个“听姥儿的话”，说着亲切地捋我的肩膀。她们这些人看起来非常正常，甚至比在国内见到的很多老太太更慈祥而有活力，想必随子女定居于此，闲来无聊，又顺手可挣几个外快，遂操起南腔北调追着你一通说书。她们应当是被挑选过的，不可太有文化又不能大字不识，和政府有点过节，看岁数甚至经历过一些我们都熟悉的政治风波。至于为何选中老太太做这件事，可能是让年轻人不好拒绝吧。

　　 但她们真的有多少信念托付在这件事上，我很怀疑。可以想象，她们这个岁数是先受 “三从四德”那个路数的教育，信了孔教和乡规礼诫；后来又跟着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伟大领袖，参与灵魂碎纸机般的阶级斗争；再信钱，信外国人，信发展就是硬道理；终于上了点岁数，做了“姥儿”，可能还《圣经》掺合着《金刚经》读过几天。——所谓中国人没有信仰，根本不是，一方面多神教传统，一方面严峻的生存现实、波诡云谲的时代映画，脚踏数船，无所不信而无一用心——背后仅“投机”二字而已。看中国老太太，尤其这些海飘老太太，不无同情，但从她们身上翻出的对过去的归结很快碾过了这点薄薄的人道。

　　 有一个感觉，中国人在英国的声音弱啊。所谓正当渠道的发声，有时甚至不如这些出阁即半老徐娘、明日黄花的“反华势力”，你长筒军靴、大捆钞票踢出的“中国声音”不如这几绺白发加几双软底布面鞋走街串巷，摆给洋人的中国故事多。甚至见过她们拦住当地人，用并不纯熟但甚至好过一些留学生的英文向洋人介绍她们那个中国。尽管不太听哪个外国朋友买过她们的账，但如果没有真正的钟鼓之色取道普通英国人的判断力，很多关于中国的细微的东西经不住她们以合法公民身份一代一代地敲木鱼，何况有整个留学生群体的埋头沉默或偶然干出的荒唐事围她们木鱼四周而铺排壁画。

　　 如鲁迅所说：“某某主义来了”，那“主义”不可怕，“来了”可怕。主义总有它到达的一天，但“来了”是永远没有到达这回事的，它置你我于大难将至、大喜将至的趋势中，仿佛围着孙猴天天吹紧箍咒。无所谓什么主义的，只要后面的尾巴是“来了”，它就会成为一种偏狭、猜忌、糊涂的预言、鲁莽的无趣。某轮功也好，反政府老太太也好，“天国来了”、“神来了”，更多人即便不相信“天国”和“神”，但会对“来了”表示紧张。你如何对抗她们的“来了”？也简单，你就真的来，往这里一站，讲话，做事——“没错，我来了，这就是我”。

　　 最后要说，抗议是可以，没有哪个体制是完全不应被抗议的。但抗议者之间竟互相以谎言相抚慰，甚至放一盏谎言的酒精灯在血管底下烧，我就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滥用这得来不易的抗议权利。

　　 初稿写于斯旺西大学图书馆

　　 二稿写于卡迪夫至格拉斯哥大巴上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