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的小说《血色浪漫》以及根据小说创作的同名电视剧,[1]塑造了以钟跃民、张海洋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子弟出身的玩主形象。作为在大院中生活、成长的高干子弟,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红苗正,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他们的父母都是曾经的军队高级将领,解放后成为当然的国家或军队高级干部/将领(比如剧中男主角钟跃民父亲是副部长,女主角周晓白的父亲是大军区司令,上将),住在具有特殊权力标记的“大院”内。

   一、大院与大院玩主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这个语境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文化塑造的)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比如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加上高高的围墙和威严的警卫,大院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大院不是租界胜似租界。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2]曾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则这样谈他的北京同辈:“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3]

   王朔小说较早对大院和大院文化进行了描述。在王朔看来,大院和大院文化并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王室或士大夫特权的延续,“与老北平号称文化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4]自称是在“大院文化”中长大的王朔,把大院文化归入“革命文化”,指出“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5]这种中国式“革命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国式特权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民粹主义(蔑视知识精英)和特权意识(蔑视平民百姓)的奇特混合。简言之,大院文化的对立面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底层文化。

   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一位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这些“贵族”学校里的情况: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6]

   大院子弟家庭内部的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父辈们常常带着明确的培养接班人的目标对子女进行教育。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除了最机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以上干部的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7] 因此,大院子弟通过自己的这种特权地位从小就谙熟中国政治的本质,具备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陈建新曾经这样分析这批血统高贵的红色贵族:“大院是传统体制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之下,大院玩主们享受着计划经济和父母特权带来的种种优越感,衣食充足,前程坦荡。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混迹于街头、溜冰场、影剧院,无忧无虑地‘拍婆子’、做着当时保守的平民世界无法想象的滥情游戏。与此同时,对权威的挑衅姿态、脱口而出的政治语言,又无时不在标榜着他们早看透了中国政治游戏的本质。”[8]朱大可也认为:“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9]

   正如陈建新说的,这种滋养,使大院玩主自命不凡,“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10]在多数“大院子弟”作家的回忆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都是充满“阳光”的,尽管也有某些亲情缺失带来的寂寞,但是总的说来是“灿烂的日子”。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相比,较少有阴霾和压抑。这种“灿烂的日子”最主要是来源于作为新政权主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与这种自豪感优越感相关联的是对国家大事的热切关注,对政治问题的积极参与,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精英意识。[11]作为过来人的陈凯歌对“文革”前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12]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李援朝就是一些典型的大院子弟。但和其他大院子弟不同的是,这些人的父母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暂时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当然也没有因此沦为真正的贫民)。这使他们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既不是得势的高干子女,除了在“文革”初期那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处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边缘(在“文革”遭到否定之后,这点反倒成为他们从政的重要政治资本);同时,他们也不是栖身小胡同中的贫民百姓(亦即作品中以李奎勇和小混蛋等为代表的“小流氓”),而是暂时靠边站、暂时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干部子弟,类似暂时落难的公子哥。

   当然,暂时靠边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认清了“文革”的本质而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了从政的念头,[13]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不同于当时占据主流的当权派的政治理念。实际上,《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李援朝这帮人,在“文革”刚开始时都是政治活跃分子,是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兵”),最早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但有强烈的特权意识,更有突出的参政意识(更准确说是接班意识)。他们鼓吹“血统论”[14],搞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包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由于错误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他们理解的“文革”是像反“右”那样整治知识分子,而不是揭发“党内的走资派”),他们很快被边缘化。到了1966 年7 月下旬,他们的爹妈很多被打成“黑帮”,接受审查。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秘密组织了“联动”( 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冲击公安部。“联动”覆灭后,他们被扣上“保皇党”的帽子,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着板砖、菜刀,骑着自行车,狼群般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变相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群殴、溜门撬锁、“拍婆子”(即搞对象)。[15]

   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不同于那些当时得势但后来证明犯了“错误”的干部子弟)。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文革”结束后,被边缘化的老干部们除了个别被整死的以外,绝大多数回到了权力中心(并且带着附加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波西米亚式、嬉皮士式的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

   二、“少主”的荒唐岁月

   暂时的边缘化使得钟跃民、张海洋等人在“文革”开始不久很快退出政治中心,加上当时的学校教育几近瘫痪,法纪荡然无存,全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这些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开始了自己的荒唐岁月:游手好闲、溜门撬锁、“练架”(打架)、“插人”(用刀子捅人)、“吃佛”(盗窃)、“拍婆子”(搞对象),等等,开始做起“玩主”来。但从长远眼光来看,这段暂时的边缘化经历并不影响他们在未来重返主流,事实上还使得他们避免了“政治错误”,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参加上山下乡,接触下层人民,没有留下“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污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终将重返执政之路的“少主”们,因其短暂的玩主经历而获得了一种貌似波西米亚的叛逆色彩(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这是一般的特权阶层没有的。用罗芸的话说,像钟跃民、袁军这样的人“挺有性格,有点儿特立独行的劲头。”(《血色浪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或者说,他们是些有情调的、会玩的“少主”,他们懂艺术,趣味高雅,喜欢以“嬉皮士”和“垮掉一代”相标榜(详下)。

   秦岭和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曾经有一段关于“大院玩主”身份的很有意思的对话:

   …………

   钟跃民严肃起来,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他问道:“秦岭,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的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味,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钟跃民说∶“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秦岭淡淡地说:“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就象《在路上》里的狄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什么错。” (《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96-197页)

   对于秦岭的这番评论(实际上是赞美),钟跃民深以为然,“他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秦岭提到的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很时髦,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这些书。钟跃民直言自己“羡慕狄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对那些正统革命说教、刻板教育看起来好像甚为反感。

   就这样,他们的玩主生活被赋予了“特立独行”、“反对正统说教”、“追求个性”、“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使得他们显得更有文化,并更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认可(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精英知识界看来,这种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和高雅气质才是真正的文化,是那些粗俗的权贵阶层不具备的)。

作为既在实质上享有特权、又在表面上蔑视特权的独特群体,这些“会玩的少主”的一个变态嗜好,就是扮演穷人。这是他们的贵族游戏之一种。《血色浪漫》中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的那次讨饭。他们的讨饭像过节:“往年讨饭的农民都很安静,他们在乞讨的时候都是小声哀求,绝不喧哗。可今天这支讨饭队伍如此气壮如牛,就像谁该他们的。”(《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0页)妙极了!在他们那里,讨饭简直就是一次狂欢化经历,他们“穿着借来的四处露棉花的破棉袄,腰里扎着草绳,一手端着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棒。”(《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0页)钟跃民边唱京剧《红灯记》边要饭,郑桐专门利用讨饭的机会追女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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