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高华的后二十年（下）：最后的岁月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500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五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上世纪80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50年代，再到60年代、70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2009年：十年思想历程

　　 接下来的2009年，对于高华来说是多难之年。先是2月份母亲患肠癌住院，高华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于医院。

　　 每天上午，高华由亲戚小孙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陪母亲坐会儿。下午，他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应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书《革命年代》的书稿。

　　 在整理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在高华的主治医生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内科于正洪副主任医师印象中，高华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母亲也病重，高华操了太多的心。于医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几乎昏迷不醒，高华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亲病逝。此后一段时间，高华天天失眠。祸不单行，5月份，85岁的父亲不幸摔伤，致股骨颈骨折，从此长期住院。

　　 这一年，《红太阳》已出版十年。十年风雨，赞誉峰起。如学者朱学勤所言，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赞誉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性意见。如“老延安”何方，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风，批评该书纸上谈兵，并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异议；如杨奎松“不认为高华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

　　 十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红太阳》的毁谤也生，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华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当年12月，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在两篇文章中，高华回顾了十年来的思想历程。多年前，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在评论《红太阳》时称，作者有思想矛盾，从该书的思想逻辑演进应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结论，但作者却对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萧功秦于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持有人文主义情怀。

　　 高华在《感言》中谈到，对于“思想矛盾”问题，他同意萧功秦的看法，那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而在《红太阳》之后十年的思考与阅读中，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2000年，一位化名“遇资州教授”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相关书评《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书评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延安整风如果只整党内，干卿何事？”

　　 高华在《感言》中回应了上述质疑，并重申写作《红太阳》的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在《总回应》中，高华表达了对延安整风更深的认识：

　　 “现代农民革命融合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大的发展，就需要定朝纲、定礼仪，排座次，这可能是东方大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其间结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监督，将毛的思想内化，形成巨大的动员效应，创造了一种战争年代下政治动员、党内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胜利。

“正是因为延安整风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国后被奉为治国方略。只是，促使革命胜利的方法以后却可能成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风以政治运动治理国家的斗争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