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黄仁宇：母亲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笔来。因为要不是假装着的痛楚，就是硬逼着自己的冷心肠。我想不少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类似的感觉。难道对不起自己的亲生妈妈，连一篇诚挚的忏悔也写不出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母子关系，经过一段历史的震撼，早已透过多少的层面与场次。我的情绪本来就复杂；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整理了。

　　 上次，我们离台北的前夕，参加了顾正秋女士自传《休恋逝水》的新书发表会。会场里也请作者的女儿致辞。（即这一点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员出自传，很少会强调作者做母亲的身份。）这位小姐每一提及“妈妈”时即有无限亲呢依恋的情调，令我触发《左传》所叙郑庄公对颖考叔所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的感慨。

　　 我也羡慕内人格尔。她一提及母亲时即使我想起，她们母女在类似而少变动的社会场面里共处数十年。虽说我岳母经历过1930年间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场面，格尔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长大，她们母女相聚，谈及民主党、共和党、种族关系、工资物价……即纵前后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们连组成社会的原则都翻了一个面，虽亲身经历，还要事后长思，才能逼着自己领略当中意义。经过新旧一代早已不能衔接。

　　 1987年，我由纽约飞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宝山参谒母亲的坟墓。事前妹妹写信告诉我，亡母坟上大理石墓碑，已给人掘去盗卖。原来母亲1962年去世后火葬，我们曾在八宝山买得一段墓地。当日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的管理尚有条理，妹妹寄来的照片，还显现着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墓碑纵横成直线的连缀，毫无参差。不料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秩序荡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后回北京，才发现这一片墓地坟上加坟，已经将我母亲的一块墓地挤得不知去向。1984年我弟弟回北京，因为他代表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北京的领导人物都刮目相看。经过他的质询，一个管理侨务的机构承诺查勘。但是这也仍不过是官僚机构的等闲奉此。我们切身所关，在实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们又如何能在公事房里勘得成果？即使查出又如何处理，难道勒令盗葬的骸骨限期迁出？

　　 我们在那段坟山荒土草丛之中，根据以前的照片，以及我妹妹的记忆，断定一处墓碑已被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尺乃是母亲的坟墓。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斜对着右方三十尺的地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决定之后，我们环顾内外，寻觅管理公墓的人员与公事房。八宝山除有埋葬党政人员的部分有围墙与看守人外，迄西的一部却无围墙与边缘，远近无建筑物。我们好容易在山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里面也只客人周转，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此地权威，却不承认他对来访人有何义务，他对我们的询问全部拒绝答复。可是一听到我们准备恢复大理石的墓碑则特别感到兴趣。他在室旁有好几块墓碑，可以立即成交。

　　 恢复母亲的大理石墓碑，他索价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块石头上去呢？”

　　 “不成问题，一切在内。”

　　 “刻字呢？”

　　 他摇头带笑说：“只有石头贵，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那顶多不过十几块钱。”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准备和他讨价还价。看来这管理公墓的人，也可能即是盗碑之人。不过既要恢复，就少不得与他打交道。否则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扫墓。我已年近七十，很难能得再来。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们的下一代更少有机缘在此逡巡。妈妈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个八宝山，也就可以视作坟墓了。

　　 我们父亲的坟墓在湖南，几十年已无人询问过。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坟砌在田丘之间，很可能已开发为稻田。我的一位老师富路德教授生长于通州，虽然对中国极具情感，却在最后二十年拒绝回首访问出生的地方。（后来因为夫人催劝，还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见父母坟墓被开山机掘起改作农场。即在美国最早的公墓总在教堂近旁。当年每值 Memorial Day 必有儿女扫墓摆置鲜花。于今这样墓地里的墓碑大多经过日晒雨淋，字迹斑驳落脱。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也很少有葬后再三祭吊。况且几十年前我曾看到北京、天津间铁道线附近坟墓鳞比，今则全部不见踪影。以近日中国人口暴涨，北京内外人民的无秩序与八宝山的管理状态而论，今日恢复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盗掘，坟上加坟，大家争抢着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还不如索性不要留下这伤心的纪念物，贯彻着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亲已经脱离尘世归返净土了。将来我们去世，也采同一办法。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姚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 sibling rivalry 。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 ambivalence 。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往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垄上之后，又再三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辗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