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任剑涛：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与“苏联幻觉”

　　 掀开现代史的幕布，葡萄牙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全力开疆拓土的历史，首先进入人们的眼帘。海洋时代是这些叙述的历史转型背景，科技发明是航海行动的技术基础，但通过攻城略地以攫取财富，才是葡国拉开航海时代历史大幕的强劲动力。这个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还在旧制度中陶醉，不知道历史的挑战已经摆到自己面前。在葡萄牙当政者雄心勃勃称霸世界之时，西班牙出现了雄才大略的当政者。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一拍即合，迅疾上演了幕幕殖民大戏。哥伦布首航新大陆，民族国家为人们展现了 “世界 ”面目。这让缺乏世界眼光的葡萄牙国王捶胸顿足。随后，葡、西两国轮番上阵，以暴力书写了不期而至的 “世界史 ”，让此前区域化发展的、自然性的世界史就此停住脚步。不过葡、西没有完全拉开大国轮番崛起的世界史幕布，因为两国都缺乏产业创新的动力，都耽于财富的掠夺与消耗，都没有将创造财富推向规范发展的轨道。

　　 本文关注的小小荷兰，适时登场。荷兰人通过鲱鱼贸易，占据了欧洲重要的贸易地位。当然，仅仅是倚重欧洲古已发达的旧式贸易，并不足以催生新兴的现代国家。荷兰在欧洲贸易中，充当了一个有利双赢的贸易使者角色。这就从根本上走上了与葡、西两国暴力掠夺不同的道路。与当时海上贸易一定会有武装保卫不同，荷兰人做生意的时候并不携带武器。他们宁愿通过造船技术的改进，降低贸易成本。而驾驭船只的人对职业的尽忠职守，为荷兰人称霸欧洲商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商业与城市兴起伴随，城管与自由携手。荷兰的富足，让他们对兴起的民族国家政治漠不关心。结果，沉溺享受的荷兰人竟然宁愿做亡国奴也不愿再造国家。在西班牙与英国的奴役之后，荷兰建立过一个联合自治省的商人政体。在国家建构没有起色的情况下，荷兰不得不以世界贸易应对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皆商的国家机制由此浮现，资本市场由此兴盛。政府围绕商业利益运转，国家不参与欧洲事务及其相关的利益争夺，荷兰人殖民海外，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将国家建成一个商业大国。

　　 但五十年的光景将荷兰重新打入小国行列。荷兰的衰落，与英国的崛起恰成对照。英国的崛起故事不是这里关注的焦点，也因为人们对之的熟悉程度较高，无须详述。简而言之，英格兰自十一、十二世纪在岛内渐进积累了一切有利于全面现代转型的因素，在十七世纪中期，终于累积了领先世界的各种资源，一举登顶国家发展巅峰。其间，农业向工业的转化、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国家分权制衡的宪政建构等等，让英国成为现代世界的建构典范。此后，悉心效仿英国且成功移植英国模式而兴起的美国，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兴盛百年的现代国家。英美堪称现代大国崛起的楷模。在现代肇始阶段，英国雄霸世界；在现代成熟阶段，美国称雄世界。英美双雄，真个是现代国家称羡的对象。

　　 但艳羡英美，难成英美。因为英国付出了五六个世纪的代价，才缓慢造就了一个现代体制。一旦英国以这样的现代机制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哪个国家还有本钱偿付得起那么悠然自得的发展代价。与此相仿，美国移植、再造英国的模式，天时地利与人和，都非其他国家所可期待。倒是那些几成英美、却折戟沉沙的大国，更让人兴味盎然，可以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提供鲜活经验或沉痛教训。这些国家，名字与故事都为人们所熟悉。法国是首先面对英格兰经验的国家，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降，就一直处在与英国较劲、与美国争雄的精神氛围中。不过，“一战 ”、尤其是 “二战 ”的遭遇，让法国人壮怀激烈、英雄迟暮。德国和日本一开军国主义激荡国家风雷的局面，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别的国家对自身的大刀阔斧改造，才勉强跻身现代国家队伍。这些国家，不得不臣服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秩序、二十世纪的美国规则。

　　 给那些试图创造国家崛起奇迹的国家以巨大鼓舞的是苏联。苏联是建立在俄罗斯的领土、人口与主权基础上的现代大国。俄罗斯起源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依靠统治者持续不断的暴力扩张，俄罗斯的版图之大，令人称奇。但站在现代门槛边，俄罗斯依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天才革命家列宁的催化下，俄罗斯转身成为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下，奇迹般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跻身 “世界强国 ”之列。苏联的崛起，更激起那些落后的，但强烈盼望现代转变后发先至国家的无比钦羡。因此，苏联以意识形态整合国家精神、以国家统帅发展事务、以铁血方式推进工业发展、以国际分工占据竞争优势、以世界革命输出国家价值等等做法，一时成为落后国家竞相模仿的发展做派。苏联之让落后国家羡慕的，不止是国家自身力量的疾速壮大，更在于它与帝国主义强权的直接对抗。现今人们一般当冷战是悲剧。但冷战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唯苏联马首是瞻的时候，这些国家对苏联的膜拜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起码对苏联的快速崛起表示臣服。

　　 冷战时期，是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特殊时代。全面对抗的壮观景象，今人已经无从想象了。只是一些对抗的基本轮廓，仍然能够简易勾画出来：疾速的工业化维持的强大军事工业，使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耀武扬威的资本，让一些国家不能不佩服。这种佩服，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但似乎令人伤感不已的是，苏联的这种疾速崛起，与其瞬间的崩溃联系在一起。苏联书写了与荷兰同样悲壮的国家崛起史。两个国家，差不多都在经历了五十年左右的辉煌以后，令人惊异万分地瞬间衰颓了。

　　 叙事至此，可以引出本文的重点。荷兰在葡、西之后的崛起，开创了现代国家依据制度建设称雄世界的新篇章。但荷兰的百年积累、五十年辉煌与迅速衰落，在让人兴叹的同时，也促人探个究竟。无疑，荷兰的国家发展模式，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种建立在全民皆商基础上的国家财富积累模式，对贫穷落后的欠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最具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崛起中显见的 “荷兰诱惑 ”。

　　 从大国崛起的世界竞争史看，荷兰当然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才积累起国家崛起资本的。但荷兰的制度创新是残缺不全，有严重缺陷的。荷兰的创新，主要围绕商业利益展开，这就注定了荷兰的一切制度设计仅仅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一种缺乏现代政治目标牵引的局部制度创新。它无法让一个新的国家凸显，只能够催生一个一时繁荣的国度。因此，荷兰的崛起明显呈现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高速的现代流动、市场的发达、职业的分途、技术的改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会组织）的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发展，也明显促进了各个阶层对发展事务的积极关注，辩论文化兴起，社会交流普遍，完全呈现出一幅现代蓬勃发展的图景。但这只是荷兰现代发展的一个侧面。

　　 荷兰崛起后，财富陡然增长。但那只是少数幸运儿中彩的事情，大多数人仍然处在挣扎谋生的状态。国家似乎从来没有打算改变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失衡状态。行会尝试发挥社会救济的作用，但起色不大。国家富裕必定吸引大量外国移民，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因为受国际贸易的制约，产业畸形发展，像造船行业，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国际贸易关系不大的产业，明显缺乏基本资源。乡村的自产能力严重下降，不足以为国家提供强大后援，这与当时的英格兰形成鲜明的对比。绝顶重要的是，政治上荷兰似乎纹丝不动。国家现代结构的畸形由此可见。政治中心软弱，分省机构力量强大，尽管给国家提供了活力，但却使国家力量缺乏整合，建立不起稳定的合作机制。这使荷兰完全无法为兴起中的现代国家示范。

　　 荷兰现代发展的历史证明，单纯围绕商贸便利的制度创新，并不能解决国家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假如一切制度仅仅是围绕商贸获利来设计和运行，会造就一种全民不计一切代价而疯狂逐利的社会心理，遗忘那些真正支持商贸双赢、有序而理性展开经济活动的必要制度。荷兰无法规范国家权力、完善国际法体系、建构多边贸易的共赢规则，以强有力地支持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活动。这三点在荷兰的崛起中付诸阙如，影响至巨。

　　 在规范国家权力与商贸按规活动的关系建构上，荷兰乏善可陈。统治精英们的意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而这样的意愿是无法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国家建构方面，荷兰甚至无法具备一套稳定可靠的税收体制。即使在黄金时代的荷兰，政治上也可以说只是勉力维持着的。加之同一时期其他欧洲国家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及由此给荷兰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更显出荷兰局促的国家处境。受制于地域规模，发展空间更形收窄。

　　 荷兰在支持现代国际贸易的法律建构上，思想与作为都受限。荷兰不是没有思想家为之殚精竭虑、精心构划，但荷兰人似乎并不买账。典型的事例就是，荷兰在现代世界观念史上足以留下一笔的格劳秀斯，对海洋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后来却不得不流亡法国。他所倡导的 “海上自由 ”，至今还是国际海洋法的基本精神。“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供他们自由使用。”他流亡法国，自然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不过还是象征着荷兰对伸张自己海上权益的思想家的明显排斥。将之视为政治对思想的排斥，绝不为过。与此相关，荷兰没有实际改变当时海洋的武力垄断方式，因此也无法推出崭新的国际游戏规则。

　　 在荷兰大规模展开的国际贸易中，也没有明确凸显国际贸易的多赢原则。荷兰人只是竭尽所能、多获利润。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更是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为了商业争霸而展开的战争，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起码人权，不一而足。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垄断经营，公司行为与雇员行为混乱上阵，全无规矩。后来在亚洲也诉诸战争，保障利益。尽管荷兰的国际贸易活力主要是在欧洲贸易中得到的，但庞大的获利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紧张，一直得不到化解。

　　 荷兰崛起的总体处境是：权力缺乏公正安排，市民社会中间阶层缺少政治干预能力，国内各省权益严重不均，国家总体设计基本缺席，家族势力极其巨大，诠释者肆意挥霍财富，国际竞争激烈复杂。这些因素搅和在一起，终于导致国家破产。而促成这一最后结局登场的事件很多，不过令人极度瞩目的，就是荷兰全国对郁金香的极度疯狂。历史最著名的群众狂热，每每都会提到这一旨在获取暴利的大众癫狂。荷兰的崛起，是以财富的迅速增长为标志的。这种崛起方式，加上国家建构的迟缓，激荡起全民对财富的疯狂崇拜。小小的郁金香，因此成为全民发财的物质载体。由于郁金香是从亚洲经中东引进的，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罕见，人们对之强烈渴求。种植郁金香成为迅速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郁金香贸易成为人们一夜暴富的寄托。郁金香的价格随之飞涨。于是投机心理跟着暴涨。不受抑制的商业致富冲动，总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卷动力。全荷兰人为郁金香躁狂，这种气氛甚至延伸到欧洲商贸领域。达官贵人不惜斥巨资购买郁金香的奢靡行为，促成了公众不养郁金香就没有品位的社会格调，结果郁金香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价值的地位：它成为超过国家对工业关注的重视对象、市场疯狂追捧的物品、国家财富的象征符号、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当郁金香套牢所有投机者的时候，荷兰经济也就不得不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全民皆商、一夜暴富、极力投机相结合，摧毁了一个新兴国家的现代生机。

　　 与荷兰的全民皆商崛起模式不同，苏联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狂热卷起的国家权力动能，由国家暴力直接推进的工业化，迅疾实现国家崛起，并因此激发领导世界的政治雄心。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国家发展方式。

苏联据以建国的俄罗斯，本来是欧洲一个贫穷的国家。十五、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领头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直到十七世纪，由于俄罗斯与东方的接近，与西方的疏远，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彼得大帝上台，确定了俄罗斯的帝国体制。并倡导、推进学习西方的改革，俄国的工商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从着装到官制，再到国际关系处置方式，都依循西方。这些措施，将俄罗斯整合成一个初具现代规模的国家。后来，经过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开疆拓土，俄国势力大大扩展。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高歌进入欧洲心脏地带。同时也为俄国人感受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宝贵机会。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