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左春和：社会的坍塌

　　 关于社会侵蚀、政治衰败、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已经由费孝通、亨廷顿和孙立平等人所论述，这里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坍塌。毫无疑问，社会的动荡蕴含着一种社会生机，是新生力量在希望目标的牵引下对于旧制度的冲撞，也可能是多种利益板块的现实交锋，动荡本身并不是腐朽的。尽管有人把稳定的反面列为动荡，这带有明显的既得利益立场，稳定并不可能一定包含自由与幸福，也不一定全部蕴含善意。集中营与监狱里都是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否定动荡者是要维持现状，这是确凿无疑的，往往是既得秩序利益者，因此，社会的动荡并不一定就具有动乱的目的，动荡是在为固化的社会结构寻找出路。政治衰败也不完全适合当下的语境，虽然政治衰败是独裁、腐败和暴力的结果，意味着政治失去了应有的统治和整合功能，其动员能力的彻底失败只能以暴力代替权力。但是新威权主义的返祖证明，政治权力尚有充沛的统治资源，其组织架构以及组织能力远未进入这一判断，先辈留下的政治遗产并未消费殆尽，民间社会也并非全部丧失回应其动员的兴趣。这一点从近年来一些剧场化的效果已经充分说明，政治文化的惯性和制度造成的路径依赖使社会很难即刻全部启蒙，当然，其中不排除一定的利益投机。社会侵蚀主要来自文化中的差序与等级傲慢，这是中国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的巨大偏差，但也并不等于说，一种文化的选择就永远决定了其制度选择和文化再造。这种局面的造成主要是规训文化的单向灌输，其自身并不能成为一个孤立的渠道，必须借助于政治权力体系助推，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种文化教育安排，也是社会在坍塌过程中的参与性力量。它不同于政治衰败，因为政治衰败的过程也是社会侵蚀减弱的过程。更不同于社会动荡，动荡意在拒斥侵蚀，而侵蚀是为消解动荡。

　　 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的溃败主要是社会的溃散和失败状态，也就是社会在一种制度文化中的自行解体，社会本身所呈现出的僵死局面。溃败的原因是改革偏差或改革不到位而引起的社会自律功能的丧失，孙立平一方面谴责社会的溃败现象，一方面寄希望于用体制的力量来进行拯救。尤其认为“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这种社会溃败论本身已经进入了自设的的逻辑陷阱：一方面颂扬计划生育这种最大的恶政，一方面又认为目前的一切进步都是改革的成果。这种批判有一种巧妙的暗示，即是所有腐败、黑暗、伦理崩溃、文化破坏都是社会自身的责任，并暗示了一个永远正确的世俗王位和领导核心。

　　 社会的坍塌不承认当前语境进入了社会的动荡、政治衰败和社会溃败，而是社会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已经坍塌，之所以社会在各个局部环节显露出腐败并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是用坍塌阻塞了社会局部之间的健康交流与更新。社会的生机被压抑起来，它的整体并未溃败，而是受到了恢复健康的阻碍，这一点完全可以由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民间反应能力来证明。出于人类共同的自由与和平的向往，人的理性能力知道仅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抗来自方方面面的侵害，每一个人都无法彻底脱离社会，这正是组成社会的黏合剂。目前的社会坍塌并不是一个瞬间的力量造成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暴力革命、运动治国、反复折腾及意识形态强制的结果，也是专政策略的产物，它的生成机理节点清晰，线索明朗，特征突出。

　　 暴力革命对社会的颠覆

　　 1、乌托邦暴力革命掀翻社会。社会本是一个自发的生态体系，它有着漫长而稳定的传统脉络及其结构，是人类文明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这个稳定的格局具有对任何突然降临的异己力量的排斥本能，并能消解或消化外来文明的侵入。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自洽的组织体系，它对于任何革命动员都抱有谨慎的质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保守理性的有机体。乌托邦暴力革命的发动首先要打破社会的稳态结构方能实现自己的动员能力，否则，社会本身会吸纳革命的暴力资源，并进行稳态化的转移。对于乌托邦暴力革命的资源动员来说，它的主要敌人是要颠覆的现实权力，最大的阻力并不是现实权力的对抗，而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具有一定的辨识和排异能力。所以，乌托邦暴力革命在初始阶段必须以暴力手段制造社会的坍塌，使社会的整体状态产生分离，然后进入各种利益的强烈对撞，这样的情况下，革命才出现成功的机会。列宁直言不讳地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横空分出一个阶级，就是要把“无产者”从一个社会中撕裂出来组成一支队伍，凡是不能加入这一队伍的另一个阶级就成为暴力革命的对象和专政的对象。本来，无产阶级只是一种想象而来的社会身份，但在历史的某种节点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于是一个乌托邦暴力革命的集团可以迅速凝聚起来。这样一来，固定的传统社会被即刻打破，社会分成了不同的板块，用一种板块去摧毁另一种板块，造成社会坍塌的开始。乌托邦暴力革命的目的十分明确，它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结构，而是夺取政权，因此，造成社会的坍塌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因为社会本身包含了对于传统因素的保守。

　　 社会的目的仅仅是抵抗来自他处的侵袭，是以人的生命为核心的，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团聚功能。针对这种保守理性，暴力革命就是要制造社会不同板块之间的仇恨与冲突，也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是一种动员手段，可以最大可能地释放社会压抑起来的暴力欲望，也能迅速释放出人性之恶，并且革命本身具有美化恶行的崇高色彩。悉尼·胡克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决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赢的是权力，而不是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完成了社会主义——从他们的方法来看，这是一件极端不像会有的事情——这也不会证明他们的方法可以在别的地方成功。”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是一种乌托邦革命而不是现实主义革命，它首先要预设一个超越所有现实社会的天堂，把实现天堂的路径作为对社会的摧毁。这种革命丝毫不隐瞒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仇恨，在其宣言中一定要砸碎旧社会的锁链才能走向天堂的台阶。这种激进的乌托邦革命必然采取暴力的手段，暴力被美化成英雄，而传统社会成为阻挡革命的恶魔。乌托邦革命承诺给加入暴力行动的阶级，只要勇敢地砸烂旧社会才能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天堂，其前提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脱离社会及其家庭的束缚。每一个乌托邦革命者都没有祖国，只是无产阶级战士，因此，不必顾虑原来的一切传统。柏克发现，当年法国雅各宾派进行的暴力革命就是要摧毁家庭、教区、地方社会、慈善组织及其教会等中介结构，使个人与政权之间失去缓冲区，让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政治权力。后来其它国家的一些乌托邦革命也无一不是彻底摧毁这些社会机构和单元，然后才能如愿以偿地导致社会的全面坍塌，而社会的坍塌才是乌托邦革命的基础条件。二十世纪的乌托邦革命所制造的人间灾难已经证明柏克的准确预言，因为只有使社会坍塌以后，权力暴政才能为所欲为。

　　 2、制造社会的坍塌是乌托邦暴力革命成功之后的执政手段。阿伦特说，暴力革命可以摧毁权力，但根本不能产生权力。因为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它永远不会合法的。因此，任何乌托邦革命成功之后的执政方式很难永久停留在暴力化的基础上，虽然专政本身就是一种隐形暴力。这样以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权必然继续使用暴力，但无法使暴力常态化和合法化，而社会具有自身的整合能力与反抗功能。继续制造社会的坍塌就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统治手段，传统社会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保护生命的脐带，有一种强韧的对抗权力和暴政的本能，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削弱由专制带来的伤害。尤其是这个社会中的贵族和士绅阶层，他们不仅是基础秩序的维系者，还是关键时刻对抗暴政的勇士，在社会联结方面具有重要的纽带和示范作用。执政后的革命政权要获得稳定的统治资源就必然阻断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联结，同时剪断与传统的脐带，使社会呈现原子化状态，从而消除对于政权的威胁性力量。因为贵族和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基石，革命政权就会一定先把他们打倒或剪除，使自然秩序中的联结点消失在原子化状态之中。将贵族和士绅打倒之后，传统社会的基础组织就失去了联结的纽带，即使尚存一些民间组织也失去了根本的力量，以此造成整个社会坍塌的前提条件。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沉痛地写道：“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会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因为贵族和士绅在基层社会还具有救助功能和经济自足的作用，所以乌托邦革命政权要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就必然把它打倒在地，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军营或劳动营。由于对公有制的迷信，必须剥夺任何个人的生产资料，打破社会之间的相互救助，把每一个人捆绑在新政策上面，从而进行大跃进式的乌托邦实验。正如吉拉斯所说，苏联在革命成功后，人民的自由就立即被剥夺。1940年，苏联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就业自由，并规定对擅离职守者予以惩处。在这以后，一种奴隶劳动制度（即劳动营）开始发展，这种劳动营的劳动与工厂间的劳动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在其它一些乌托邦政权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大批的国有农场及其公共食堂，意在消灭社会最小的单位元——家庭，使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原子化的个人。

　　 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不仅仅是对乌托邦试验中生产效率的追求，还是对于人的本性的拒绝，他们妄想通过这种坍塌社会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座由权力任意驾驭的集中营，让人们在集中营中实现平等。这种专制手段一方面是暴力革命思维的后遗症，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当作必须服从命令的士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个人必须附着于这架专制的机器之上。一方面是出于统治成本的考虑，消除每个人的财产权，使个人无法独立生活，也无法自由就业，任何个人如果不进入劳动营就无法生存，这种统一安排组织的劳动方式抑制了人们的其他诉求空间，从而大大减少了控制社会的成本。悉尼·胡克发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行业或部门的长官就是一个暴君，行政所及的范围越大，危险也就越大，尤其是当迫切要求效率的时候，便自然把不公道说成是一种必要的恶来骗人。这种导致社会坍塌之后的统治手段便于对人进行奴役和摧残，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集体食堂，或者劳改营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瓦解和代替，以此阻断人们回归社会自治的路径。因为乌托邦革命不承认人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所以这种集中营管制下的统一劳动支撑了专制政权最初的理想痉挛。

3、后革命时期维稳格局的需要。在后乌托邦暴力革命时期，这种劳动营式的控制手段已经在窒息权力本身，因为权力的统治欲望得不到资源补偿，于是不得不有限开放市场。市场的有限开放必然打破过去单一的古拉格结构，造成人口与生产要素的流动，这种情况下，社会有恢复之势，而社会的重新恢复会形成对于权力的制约或抗衡，因为被放松了管制的人们发现，生命还有许多天赋的权利。这时候，一些乌托邦政权会审慎对待托克维尔命题，防止在放松管制的情况下出现革命，于是会再一次制造社会的坍塌，以此延缓革命的发生。一是使用户籍政策限制人口的自由迁徙，将每一个人永远固定在一种地方，并利用户籍绑架上学、就业等权利，使大部分人无法依赖社会，而只能依靠户口。二是井田式、网格化的维稳模式，使维稳力量下沉到可能重新凝结成社会的生活社区，进一步阻断社会的形成。三是由基层权力机构不断以维稳的名义制造事端，造成社会需要高度控制的假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