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祖陶：我和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一般认为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创办的。这一名扬海内外的国家权威出版社，它以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为其显著的形象标志，是我国第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的龙头出版机构。

　　 鲜为人知的是，人民出版社的历史如此光辉而悠久，它与执政党同龄。在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后，又迎来了人民出版社的90华诞，也就是说人民出版事业诞辰90年了，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和深受鼓舞的大事。

　　 追索历史，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一大召开不久，1927年9月1日，具有远见卓识的新当选的中央局宣传主任、理论家李达同志就立即着手创办了第一个中央出版机构–最早期的人民出版社，历经艰难曲折，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披荆斩棘，作出了划时代的、永载史册的、影响极其深远的贡献。

　　 1950年12月党中央决定继承与发扬人民出版事业的光荣传统，再次组建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首要出版机构，60余年来人民出版社对于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盛大的佳期即将来临之际，2011年7月上旬我意外而荣幸地收到人民出版社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的“约稿信”，我断然不顾数日后将飞往巴黎探亲的临行前的忙碌和抵达后的时差，决心用自己有限的笔触表达一丝丝对人民出版社弘扬学术、关爱作者的那一份真诚与感动。

　　 在反复领略约稿“专文写作范围”后，我一下子好像跳出了单纯的作者-编辑-感激的眼界，从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亲身经历入手，感到自己与人民出版社关系是那样源远流长，对我的学术影响是如此持久和坚定。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也经历了从出版社与读者的通常关系到出版社与作者的角色转换的变化历程，这一转换可以说也是从汲取人民出版社的养料逐步实现的。

　　 我的求学为学虽然是从西南联大-北大起步的，但我的漫长的学术生涯是在老校长李达任校长时创办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度过的。这里附带说一下，1952年高校进行了空前的、彻底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院系大调整，其目的一是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大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二是对教师队伍加强清理进行思想改造的政治需要。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全国所有的哲学系都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就成为院系调整后全国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一个哲学系。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兼作助教与系秘书，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成天忙碌奔波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哲学专家学者的情景。这当然是教育界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1956年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校长在武汉大学首创了全国另一个哲学系，打破了“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全国仅有北京大学一个哲学系的格局，这对于我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宣传与研究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武汉大学的教师，我为老校长李达在１９２１年就英明地创建人民出版社感到无比崇敬，也为李达校长敢为人先在武汉大学建立哲学系的创举倍觉亲切。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为自己首要的神圣使命，而我的学术事业也正是从学习、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起步的．仅仅基于这种情况，我对人民出版社的９０华诞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在这千载难逢的宝贵时刻谨向人民出版社及其全体编辑和职工致以热忱的衷心的祝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版社的工作最终都必须通过读者来实现。所以出版社出书最直接地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出版适应国家思想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图书是出版社、特别是编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我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忠实的读者亲身感受到了出版社出好书对于读者的意义 。建国之初，我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极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最初，我只能读苏联出版的中文版《马恩选集》（两卷本）、《列宁选集》（两卷本）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这些译本发行面窄，译文有些生涩，读来不甚方便。不久以后，继承和发扬创社初期即注重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光荣传统，首先新建了马列主义编译局，由我国具有语言和学术造诣双重优势的专家组成。于是才有了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的由我国自行翻译的马列著作单行本；接着是我国自己编选的《马恩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后又出版了这些选集的修订增补第二版。在此基础上相继推出了各合计五十余卷本的浩瀚的《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经典工程。所有这些都极大地符合和满足了广大理论-教学工作者的需要。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建立了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这是承担全校性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课)，我就从哲学系借调去了，除了教学工作还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由全国各高校选派来的骨干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人民出版社的这些经典书籍对我的及时雨般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当年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年纪最轻的我，一得到有关的书讯，就会迫不及待地骑着自行车赶赴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先睹为快，所有这类书我都一一购置了。这些宝贵的书籍随着我的调动游历了几乎半个中国，从北京到武汉到襄阳分校再回到珞珈山，在武汉大学校内从这个宿舍到那个楼房，直到现在定居在我现在的书房里。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手捧人民出版社出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单行本时的喜悦雀跃之情。这就使我能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上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使我能够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唯物辩证逻辑而在无边的学海中自如遨游。在那个批判斗争统治理论思想界的年代，我的教学与著文经常受到不求甚解者的揭发批判，同教研室的萧萐父同志曾向一些人说，你们批判杨祖陶得小心，他讲的都是经典著作的观点，有的还是马恩的原话。改革开放后不久在一次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我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大会发言引起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的惊讶，在中国怎么会有人对黑格尔作如此精深的研究？其实答案就在于我早已树立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能够这样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我要向人民出版社及时提供经典著作的热忱和努力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与人民出版社的关系从读者到译者、著者的转变是我学术生涯中的跨越，也改变了我同出版社编辑之间的关系–从过去仅仅间接的关系转变为直接的联系，互相加深了认识以至又超出了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工作关系，而成为一种相互信任的朋友关系。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事！一般来说，一个大学办的好不好，不仅有大楼，更重要的要有献身教育、热爱学生、有真正的学术造诣和道德力量的好教师，甚至大师。衡量一个出版社恐怕主要看有没有出色的编辑。由于多年来与人民出版社的友谊交往，我深知做好编辑工作之不易，使我对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工作增生出了无比的敬意。

　　 我与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她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所黄见德兄处工作。据她说她当时曾想到我那儿攻读硕士学位，后因调北京工作而未果。我和她虽然见面不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她曾上我家探讨过有关的学术问题，她勤勉好学，积极进取，尊重前辈学人的优良品格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年青有为的张伟珍编审较为密切的交往始于1997年1月20日她的一封手写书信，她是代辽宁教育出版社向我联系编写“西方学术文化读本” (属当时辽宁社的一个庞大的组稿计划――大型系列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一个分支)中的《康德读本》，并告知汪子嵩、王太庆、张世英诸先生已经与辽宁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我的学长们的学术先行对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约请，随即开始就《读本》的各项事宜进行联系。在这当中我深感她对作者的尊重，关于《读本》究应如何选编等等问题，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共同商量拍板。编选计划由我和我约定的合作者邓晓芒教授一起于2000年5月共同完成，通过张伟珍编审的细致的工作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当我们竭力完成40万字的书稿时，不料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才得知辽宁社庞大的出版计划未能付诸实现，因故流产， 我们当然也就无法与原合同方联系了。我们只好将编译稿直接寄给张伟珍编审，并提出这个《读本》可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她慧眼识珠，对严谨规范的40万字的编译稿、还有3万余字的便于读者阅读的导言和导语很是赞赏与满意。可能因为起初是代约稿，她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在电话中当即表示这事要由作者授权，我立即表态，并写出书面文字：“此《康德读本》书稿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即签订了正式出版合同。这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部《康德读本》就以《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书名于2001年底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

　　 《精粹》出版后学界的反映之好超出我们的想象，许多高校西方哲学硕士点、博士点都指定为教材或参考书，学界知名专家教授衷心希望、甚至要求能在此基础上译出全部康德三大批判。我又就此问题与张伟珍编审联系，她有胆有识，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与社领导汇报同意提供出版基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新译本。这样我们就由我作为第一著作权人与人民出版社陆续签订了康德这三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出版合同。当我主导合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全部出齐后，2004年春由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李铁映、许嘉璐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首都学界著名学者专家参加的盛大首发式，在此前一天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一起举办了关于康德哲学及“三大批判”新译的大型学术座谈会。在这期间，张伟珍编审不仅运筹帷幄，规划了各项活动，使其井然有序地进行，而且事无巨细(包括像到北京站迎接武汉大学一行这样的事)都必亲躬，劳心劳力，劳苦功高，有目共睹。显示了她极强的组织能力与充沛旺盛的精力，对此，我从心底感到钦佩和感激。

　　 康德三大批判合作翻译工程历经七个寒暑，是我古稀之年退休后全力以赴的最为刻骨铭心的学术大事，也是继《精粹》后我与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不断深化合作信任友好关系的幸事。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的学术评价与可观的社会效应令人欣慰不已，但我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停顿下来欣赏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必须马不停蹄地奋力前进，完成恩师贺麟先生交给我的翻译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的使命。张伟珍编审得知后，热忱地欢迎和激励我尽快译出此书，尽管如此，在出版社提供出版基金正式签订合同后，她从不催促，她深知我的工作习惯，一再声称杨先生一定要他自己满意才会拿出书稿来。书稿正文完成后，为打成电子文稿犯了大愁，据了解对比较专业的文稿一般打印社是不能胜任的，最后会弄的不可收拾。张伟珍编审体谅到这一点，欣然而主动地接受我誊正了的手写译稿(400字的大稿纸共20本)，而不顾给自己的工作带来的麻烦，仅就这一点，就可看出她对学术、对作者的一片赤诚。在排印过程中，她耐心细致地解决了一些令人困惑难解的问题，如注中注如何安排，大段希腊文如何正确无误地排印出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示出她对出版西方哲学名著的自身的修养、水平、非凡的驾驭译稿的能力。当我得到她寄来的电脑打字译稿清样时，真是高兴和感激不已。

　　 这里要特别提及一下，关于封面设计的事，张伟珍编审的细致、耐心和对书的主题的把握与审美情趣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一方面反复与封面设计师交换意见，并通过电子邮件反复征求我们的意见 ，最后才定下来的，达到共同满意的结果。5年后的2011年，肖静宁偶然在网上看到一条喜人的消息： 《精神哲学》获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最优秀的图书封面奖。我要向张伟珍编审和封面设计师致以迟到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2006年初，封面设计清新可人，装帧典雅大方，印刷清晰精美的《精神哲学》首译本终于在我的眼前出现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