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东莞警方最终因“证据不足”释放了林东。林东是劳动公益机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他在4月24日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林东和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张治儒在4月21日晚上和东莞裕元鞋厂的几个工人见了面，帮助他们整理诉求。他们一直关注持续了十多天的东莞裕元逾四万员工参与的罢工事件。他们这次把手机全部关机，跟工人约到了距离工厂十几公里的另外一个镇。因为4月13日晚上他们曾来过一次，但第二天早上就被警方带回了深圳。他们没有放弃，继续通过QQ和手机来和部分工人代表沟通，建议工人理性维权，以集体谈判的形式争取权益。主任张治儒说，对于工人的维权诉求，如果工人有要求，他们一般都会介入。当地警方要求春风服务部终止给裕元工人提供建议也被他们拒绝了。而4月21日的会面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4月22日，他们再次分别被警方带走。张治儒于三日后回到深圳办公室，林东在22日上午因转发了一则关于其他劳动事件的消息被刑事拘留。
虽然并没有出现希望的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但张治儒认为从工人的诉求来看，此次裕元鞋厂工人的行动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使工厂答应补缴十几年之前的社保，这是历史上都没有案例。”工厂于4月28日复工，厂方答应补缴之前漏缴的社保，前提是工人也需要补缴自己之前未缴部分。
劳工观察组织称这是近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工潮之一，激愤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正面冲突，数十名工人遭到了殴打和抓捕。这体现了中国工人自发集体维权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慢而逐渐增强。在此之中，集体谈判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集体谈判机制并不健全，张治儒认为裕元工人此次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这也是深圳春风服务部和林东为什么会介入并遭到麻烦的原因。中国劳工专家们还认为，中国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不复存在以及中国日益明显的通货膨胀，正倒逼中国的劳工阶层不断觉醒。
今年以来，中国劳工事件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在今年“两会”前后，中国各地就爆发了多起工人罢工事件。3月3日深圳IBM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的罢工，因IBM出售这家公司给联想后，对员工开出的解决方案并未充分征询员工意见；3月5日湖南沃尔玛常德店的罢工，沃尔玛宣布关闭湖南常德店，并对原有员工提出相关安置方案——工资补偿买断或去沃尔玛其他地区门店工作，但并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工会；3月28日，三星电子的供应商之一东莞市善募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罢工，参与罢工的员工要求涨薪以及降低被扣除社保金额。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发生了202起劳资纠纷，绝大多数在制造业，比去年增加了30%以上。
东莞的罢工事件起因于一个偶然。该工厂一位姓彭的员工介绍说，工厂一位老员工在裕元工作近二十年，她临退休去领养老金时发现每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原来工厂一直以基本工资、而非总工资作为计算基数给她缴纳社保费。消息由此传开。工人们纷纷到社保局确认之后，于4月5日在高埗大桥聚集抗议，拉开了此次大范围罢工的序幕。彭先生说：“此次抗议是工友自发组织的，规模前所未有。过去也有过类似的抗议活动，但都是小范围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但是工人们由于对社保制度不信任，以及自己需要补缴的养老保险金额比较高，许多工人并不希望自己补缴。一位女员工小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600元左右，还得自己负责吃、喝、住，有谁愿意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彭先生是湖北人。他1997年从家乡来到东莞打工，换了几个地方之后，留在了裕元工厂。他介绍，当时在家乡务农收入太低，看着同乡人出来打工，自己和老婆也就跟着出来了。他们出来时，家里唯一的女儿年仅四岁，现在女儿都工作了。这么多年，只有暑假的时候能跟女儿聚一聚。
他说：“之所以在裕元坚持工作这么长时间，就是希望能把保险买完，将来减轻孩子的负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简单的想法，现在却没盼头了。”
在裕元工厂，类似朴实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当工人们发现自己在辛苦工作多年后养老的愿望落空后，他们愤怒地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
但政府随即出动了警力。彭先生说，在几千名警察的强大压力下，工人们被迫复工。厂方主动提出每个月增加230元的生活补助，至于社保，工厂承诺统一从5月起足额缴纳。
一直关注和参与裕元事件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表示，工人的社保早就是个问题，随着工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和维权意识提高，对自身权益受损不愿再忍气吞声。而当遇到劳资纠纷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工人希望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问题。
集体谈判是工会或个人的组织与雇主就雇用关系和问题进行交涉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希望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较平等的情况下订立雇佣条件，以保障劳方应有的权益。一位要求匿名的集体谈判论坛研究员认为，集体谈判是解决劳资纠纷的一个必经的手段。现在由于劳资之间力量不平衡，资方往往拒绝谈判。此时劳方如果能变成有组织的集体，它的力量便可以和资方抗衡，以获取谈判资格。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今年4月发生在湖南省的常德沃尔玛事件。因为资方违背劳动合同法，单方面宣布闭店并解除员工的劳动关系，沃尔玛常德店店工会会员集体维权。4月29日，常德市劳动仲裁委已经接受由69名员工集体提出的资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申请，和工会提出的资方违反集体合同的仲裁申请。常德沃尔玛案于5月26—27日在常德市仲裁开庭，这是国内首例以基层工会为主体提起的集体劳动争议仲裁。
早在2010年，广东省就出台了《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指引》，对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整个流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在广东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这几年里，有依靠上级推动来开展的，完成任务是企业行为的主要动力；也有企业认识到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促进劳资双方权益保护而主动实践的，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靠外部力量推动的，比如2010年爆发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2010年，广东上百家日资汽配企业连锁发生停工怠工事件，日方认识到劳务管理的重要性，此后，中国汽车行业的日系企业普遍接受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张治儒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在新中国工人集体维权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以后工人集体维权有积极影响，它很大的亮点是工人理性、克制、有组织。
广东省对集体协商制度的修订源于近年劳资矛盾频发，而这和劳工的觉醒不无关系。彭先生说，与以前不同的是，像他们这样的老一代农民工也开始越来越清楚和重视自己的劳动权益了。“十几年前，工人天天加班，而且工厂毫无理由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工人们忍气吞声，根本没有罢工这种想法。现在，为了老来有所依、减轻子女的负担，大家也都关注起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了，也敢于站出来维权。”
彭先生2000年在另外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右手意外伤残。厂方当时不同意赔偿。于是他买了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书籍研究，之后找厂方交涉，说不赔偿的事情是在1995年以前，那时没有劳动法，现在不同了。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厂方最终松口，给予他相应的赔偿。现在，劳动法、合同法、社保法的新老版本他都有，关于工人劳动权益的问题，他也会经常上网查询。
这次罢工运动中不仅有彭先生这样老一代农民工，也有像小李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小李今年二十六七岁，在裕元工作了六七年。当被问到参与罢工的原因时，小李说：“我还年轻，不像老员工们那么在乎养老保险，只是觉得工厂和政府欺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忽悠我们这些打工的，压榨我们的血汗钱。”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网络社会接受的信息很多，因此权利意识也更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也不期望回到农村生活；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是，仅凭他们的工资根本无法在城市成家立业，由于身份制度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各方面也会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
王江松也认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劳工结构是造成目前越来越多罢工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今后，随着工人的更普遍的觉醒，更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会发生。
据上述集体谈判研究员介绍，全国总工会有一套自上而下推动公司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做法，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它是通过行政化的手段建立起来的，把工人晾在一边，这种集体谈判没有实际意义。真正的集体谈判不是上级的要求，而是工人的诉求。但目前，中国劳工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并未形成组织力量。这与中国工会的角色地位有关，也与政府打压有关。
以东莞裕元鞋厂罢工事件为例，劳工互助网的义工彭家勇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工会代表基本上都是课长以上级别的干部，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大约在4月14号到18号期间，工人们白天选择代表去跟厂里谈判，晚上就被秘密警察带走了，所以到后来谁都不敢做工人代表。
上述集体谈判研究员说，工会代表的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国很多企业的工会主席是老板指定的，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他们将此称之为“老板工会”。郭于华认为，这也是劳资矛盾常常演变为罢工事件的主要原因。她说：“工会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是官方机构，而不是工人的机构。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遇到事情时无法进行有效协商，因此便只能罢工了。”
据张治儒介绍，他们曾在4月19、20号跟工人们沟通，帮他们选出代表并成立了员工委员会，在3厂、6厂、8厂成立维权小组。他们在21号晚上跟工人的会面中具体谈了行动方案，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员工委员会。但他们在22号即被控制，这个计划就此落空。
沃尔玛常德店之所以可以一致行动并形成影响，原因在于它的店工会主席以及六名工会委员都是工人选举出来的。上述研究员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由于工会是工人选出来的，工人信任工会，而且，工会能够代表工人去争取权益。但这在中国并不常见。
王江松认为，与西方国家“资方-国家-工会”的三方制衡机制不同，中国工人之所以不能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是缺少法律上的保障。他建议应该有新的立法，尤其是劳工三权的立法，即按照签署的国际公约的承诺以及国际上处理劳资关系的有效机制，保障工人有团结和组织权，有自主成立工会的权利；有工会组织、劳动者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有罢工的权利。这样才能平衡劳资力量格局，而不是出现资强劳弱的倾斜结构。
4月25日，《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正式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其中增加了集体协商、争议处理等内容，并提出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企业工资结构、工资标准等事项进行工资专项集体协商。这一《修订草案》一经公布便受到了阻挠。5月15日，香港六大商会在港报刊登公开信，强烈反对《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六大商会认为，这些立法是用法律支持和鼓励职工“超出现行政策范围、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向企业提出工资福利方面的各种要求，用群体的压力迫使企业就范。
在中国劳工觉醒的过程中，资方和政府是工人们需要面对的最直接的门槛。如果资方仍然把中国工人当做廉价劳动力，以在全球产业链中赚取超值的利润，那么劳资矛盾难以解决。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的。如今，低劳动力成本的时代正在结束。王江松说：“资方也应该意识到，靠中国低成本劳动力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劳工问题看起来是劳工与资方之间的矛盾，但郭于华认为，从大的结构性原因来看，其实是劳工、资本和权力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她说：“权力和资本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政府本来应该照顾到劳工的权益，但是如果一味注重发展，就可能助长资本对劳工的不公正现象。比如，现在工人一罢工，政府就出面维稳。”
东莞裕元鞋厂工人刚复工时，地方政府派了很多人到工厂里维持治安，并声称谁带头罢工就直接被开除并被拘留。小李说：“每天都有警察来，我们没哪个敢不开工。”
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张治儒认为，政府应该保持中立。他认为，在集体维权过程中出现的劳资纠纷，政府如果不干预，这个劳资纠纷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但如果政府强制干预，虽然问题被强制压下去了，但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会不断积累，以后的对抗可能越来越激烈。
王江松也建议说：“政府应该建立理性、和平的劳资关系，让劳资双方处于自制、理性的博弈之中。”
作者：谢玉娟
谢玉娟是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现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