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見陳仲強同學的說話，覺得很熟悉，但又彷彿很陌生；我好像聽他說過，但又好像是現在才聽到。失去聯絡的同學之中大抵就有我在內，我也好像到現在才知道。這就是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或者說入耳不入心？至於莊耀洸同學，他當年是十九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我每天從北京打電話與他聯繫，報告情況也詢問意見，但他一般沒有甚麼指示。這也不奇怪，莫說學生會沒有既定立場要加諸北京學生，即使有也是鞭長莫及。我記得有同學聽見我和他電話對話，便叫我掛線，但我是學生會代表，那是責任所在。十九屆學生會在八九年九月沒有完成任期已告解體，我那時好像在忙別的事情，後來有好幾次聽莊耀洸同學提起過這事，但也恐怕是入耳不入心的緣故，其實並不真的知道。直到編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我才讀到十九屆學生會的「交代」文件，知道那個春夏之交他們在香港，一面遙控北京的十幾人，一面應付校園的四百人：「曾參與聯委（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的同學先後約四百人……聯委與幹事會一貫的工作並不配合，同時亦並不瞭解學生會的運作情況。……聯委實替學生會造成很大的混亂和困難。」現在我知道，我是欠陳仲強同學、莊耀洸同學和他的幹事會一個感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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