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国强: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历史因果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出现的“富强”观念和19世纪末期传入的“天演进化”观念曾相互撑持,绵延不绝地通贯于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在长久地溺于天下意识、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之后,前者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长久地仰望“三代”之后,后者促成了中国人发展的意识、进步的意识、历史规律的意识和世界潮流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遂由此而得以发生和展开。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由“富强”的单面演绎而致国家意识的独尊和至上,以及由“天演进化”的单面演绎而致理消势长的价值寂灭和不立本位的“规摩仿效”,又不能不使“富强”常与民本和民生脱节,使“进化”常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脱节。这些内在的矛盾,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它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阻窒。之后的中国人,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富强/天演进化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是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的,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以社会转型为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两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一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①。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②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含义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谓之“言强必先富”③。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两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④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自觉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自强”和“富强”,在回应西方的逼迫中,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强”和“富强”所蕴涵的这种时代内容,又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由于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与注目两人的审量彼己交相纠集于眼前和心头,此日和来日,中国人因此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战争流血,议和流泪,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交缠。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自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八方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今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⑤以“四千余年”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满眼碎裂。比之三十多年以前创巨痛深,其慑动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⑥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⑦在以往数千年相沿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⑧他的话代表了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19世纪60年代由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时正在急遽地转向改变和改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迫;同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⑨。然则与十多年前的不自愿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⑩比之西潮初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因此从这个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想,促成世局迁移,也使除旧布新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图存国存种为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为共趋,则既是在用“富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就跌宕,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其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国家主义为例,概而言之曰: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伦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11)

   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12)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炽烈的国家意识。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重之中入人之心。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转化成了国民。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磅礴茁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并在20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书涉及近代国耻当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出无上的力量来。(13)

在“纷歧”、“庞杂”、“冲突”、“混乱”的各是其是里,“国耻”能够成为“举国一致”而共汇八方的“意见与情感”,正说明神圣性化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为内聚力。而“发奋图强”与“同仇敌忾”连为一体,则表达了“国耻”成为一种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义所在和命意所在。19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其结果都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就空间言之,这些战争都以局部为范围;就时间言之,这些战争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续两年以上。由此显示的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当日中国社会动员力和维系力的有限性。因此,以19世纪对比20世纪,则自1937年开始的对日抗战,便不能不格外显目。作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场全面战争和长期战争,其一寸山河一寸血换来的“屹然存在,徐待胜利之来临”,以万众一心与连天烽火相对映,已实证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变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与民族主义相表里的国家意识在累积中演化为守定的大义和匹夫有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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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1日, 2:34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爱思想 | 杨国强: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历史因果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出现的“富强”观念和19世纪末期传入的“天演进化”观念曾相互撑持,绵延不绝地通贯于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在长久地溺于天下意识、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之后,前者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长久地仰望“三代”之后,后者促成了中国人发展的意识、进步的意识、历史规律的意识和世界潮流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遂由此而得以发生和展开。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由“富强”的单面演绎而致国家意识的独尊和至上,以及由“天演进化”的单面演绎而致理消势长的价值寂灭和不立本位的“规摩仿效”,又不能不使“富强”常与民本和民生脱节,使“进化”常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脱节。这些内在的矛盾,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它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阻窒。之后的中国人,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富强/天演进化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是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的,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以社会转型为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两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一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①。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②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含义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谓之“言强必先富”③。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两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④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自觉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自强”和“富强”,在回应西方的逼迫中,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强”和“富强”所蕴涵的这种时代内容,又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由于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与注目两人的审量彼己交相纠集于眼前和心头,此日和来日,中国人因此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战争流血,议和流泪,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交缠。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自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八方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今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⑤以“四千余年”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满眼碎裂。比之三十多年以前创巨痛深,其慑动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⑥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⑦在以往数千年相沿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⑧他的话代表了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19世纪60年代由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时正在急遽地转向改变和改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迫;同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⑨。然则与十多年前的不自愿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⑩比之西潮初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因此从这个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想,促成世局迁移,也使除旧布新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图存国存种为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为共趋,则既是在用“富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就跌宕,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其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国家主义为例,概而言之曰: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伦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11)

   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12)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炽烈的国家意识。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重之中入人之心。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转化成了国民。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磅礴茁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并在20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书涉及近代国耻当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出无上的力量来。(13)

在“纷歧”、“庞杂”、“冲突”、“混乱”的各是其是里,“国耻”能够成为“举国一致”而共汇八方的“意见与情感”,正说明神圣性化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为内聚力。而“发奋图强”与“同仇敌忾”连为一体,则表达了“国耻”成为一种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义所在和命意所在。19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其结果都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就空间言之,这些战争都以局部为范围;就时间言之,这些战争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续两年以上。由此显示的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当日中国社会动员力和维系力的有限性。因此,以19世纪对比20世纪,则自1937年开始的对日抗战,便不能不格外显目。作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场全面战争和长期战争,其一寸山河一寸血换来的“屹然存在,徐待胜利之来临”,以万众一心与连天烽火相对映,已实证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变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与民族主义相表里的国家意识在累积中演化为守定的大义和匹夫有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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