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以《中国去年930万人移民,富豪移民首选美国加拿大》等为题报道,称2013年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仅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之后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该报道引起相当多人的关注,不过,经有关人士查证,上述数字是错误的,930万并非2013年一年的数字,而是截止到2013年的大陆移民总数量,来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原始报告同时指出,1990-2013年,大陆移民总数为520万,年均约为22万多。

从大众观感来看,近年来,大陆移民速度明显加快,一年究竟有多少移民,也有参考数字,如2012年移民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人分别为81784人、33018人、29547人、7723人,总数为15.2万人,算上移民欧洲等地的,年均移民在数十万人之谱,不算夸张,而这尚不包括长居国外但并未改变国籍的各路裸官、裸商之家人,对比此前平均数字,加速趋势一目了然。中产人士的饭局之上,移民已成为例行话题,以致有人戏称“贫贱不能移”是没有钱移民的意思。

华人外移,由来已久,如今遍布东南亚的粤闽后裔,就是数百年持续移民的后果,清朝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一书中,即使远至红海,也可见华人定居的情形。不过,这些移居者大多为生计所迫,或为寻求更好的发展,多为底层升斗小民。此一传统,也于改革开放后被继承,1980到1990年代率先大举移民的,也多为闽粤沿海之底层民众,为求发展,无数人不惜以身犯难,浮游怒海。既造成了诸多的悲剧,也有如今日美国赫赫有名的福清帮这样的产物。

中上层华人移民也非始自今日,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大批华人移居海外,其中多为革命前的中上阶层,其中不乏文化和学术精英。对此种历史大变动,港台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曾有《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一文论及,并展望:“此种中国人之今日之飘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其对故土不忍之眷恋,与对自身信念之坚守,令人动容。

迁延60馀年,唐君毅先生期待的“风云际会”仍未到来,在市场新极权之下,大陆经济蓬勃发展多年,“中国崛起”、“中国模式”论一时甚嚣尘上,唐氏心目中的“再造中华”似乎遥不可及,但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如此,方有今日大陆的移民潮。中上层移民,非生计所迫,也大多非求更大之发展,在大多数情形之下,移民实际上会带来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之下降,之所以毅然迁居,除为儿女计,更多是出于对未来的忧虑。大陆市场化极权体制之下,既有相当的经济机会,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法治秩序的匮乏,又使得这些中上层人士感到不安全,一是个体性的,担心自身在充满风险的制度环境下的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一是社会性的,担心如此体制运行之下社会冲突加剧,未来出现不测的社会巨变,遭受池鱼之灾。无论是在饭局上还是社交媒体上,类似忧虑的表达比比皆是。也因此,今日远走海外的中上层人士,倒是与60多年前的前辈若出一辙。

此种情形,与1980年代前后的台湾若相仿佛。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台湾依旧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与美国断交、美丽岛军法大审、十信案等事件,更使得部分台湾中上层感到忧虑,而有移民之心。此外,出于对前景的担忧,各种投资行为也被压缩乃至取消。这种情形,给台湾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相当冲击,求变之心乃成为思潮之主流。如台湾学者林佳龙就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投资率大幅度萎缩,是促使蒋经国最终做出政治改变的原因之一。而在民主化之后,台湾社会的移民倾向越来越少,相反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和创业计划回归,根据统计,台湾留美博士回归率为57%,而大陆则仅仅是区区8%,这还是在大陆经济持续发展,当局推出多项吸引措施的情形之下。

与当时的台湾类似,大陆大批中上层人士的移民,也会对经济运行构成影响,透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资金外流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移民潮还会对社会心理造成冲击,但是,与面对投资萎缩一筹莫展,最终选择政治变革的台湾威权体制不同,大陆的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体制依旧掌握着大部分核心经济资源和相关产业,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不仅是刚刚过去这几年的实际情况,也是体制的自觉选择:体制通过掌控核心经济资源而拥有经济主动权,以此拒绝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变革。

也因此,尽管移民潮不断升温,体制并不曾作出任何回应,相反,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对于新兴社会阶层的警惕、防范乃至打压,却有加剧之趋势。放眼未来,更可能出现这样的攀升螺旋: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走,会降低投资率,而这又进一步刺激“国进民退”,使得体制更加依赖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而在既有的权力经济格局之下,这又会进一步促使新兴社会阶层出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经济运行在内外压力之下,出现重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花果飘零的新时代,其实也预示了一个不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