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仗义吗?



张鸣



一个“义”字,曾经是儒家伦理五常八德中的一项。对朋友要讲义,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五伦中朋友这一伦,对应的道德,就是义。虽然说,第三社会(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黑社会)对于义气的畸形讲求,让仗义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帮会成员内的首要原则,从而让义的含义有点乱,但是,正常的社会,还是能正确理解义的含义,将之作为一般社会规范来遵行。因为人们知道,仗义的前提,是仁,不讲究仁,即我们今天讲的人道,仗义也就失去了根本。



然而,在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义字,在我们的社会里变了形。在常态社会里,义字已经被政治异化了,只要有了政治运动、政治需求,人们常常会被鼓励,被强迫出卖朋友,检举揭发朋友,彼此关系越是好,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有背靠背的,有面对面的,越是不留情面,不讲道义,似乎就越是政治上正确。于是,朋友间私下的谈话,私下做的一点小小不言的出轨的事情,都被检举揭发出来,成为被批判的口实和罪证,越来越多的人,倒在朋友,乃至密友的出卖之下。甚至在平时,只要有需要,刺探、打探朋友的言论,然后将之汇报上去,居然能够成为一种晋身的资本。风气所及,从小学开始,班主任就会鼓励孩子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甚至安插积极分子,专门打探学生的动向。但凡有人的隐私被揭发出来,人们不是鄙视那些揭发告密的人,反而嘲笑那些受害者,拿受害者开心取乐。



不消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背信弃义成为流行,人与人之间的起码信任感,也就荡然无存了。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欺骗,成了社会的常态。以至于到今天,人们在商业行动中,花最多的精力,是在辨析骗子。导致交易成本,直线上升。即使这样,也是防不胜防。更严重的,人们的道义感在下降,下降得非常快。越是冠冕堂皇的场合,越是缺乏道义。在官场,在国企,甚至在大学里,很多缺德的事,可以公然进行,只要这样的事是领导干的,无论怎么不像话,都没有问题。人们顶多私下嘀咕几声,在明面上,不会有任何异议。如果上级欺负了一个下属,不管多么过分,都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学里评职称的严重不公,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没有一个人会为同事、朋友的事情,出头得罪领导。



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仗义了,讲仗义的,只有黑社会中人。他们嘴里的仗义,就是哪怕杀人越货,嘴也要严,万一折了,不供出同伙。原本出自孔夫子,一个规范朋友关系的道德条目,就这样堕落成为黑社会专有的东西。不用说,这是我们这个被外界称为儒教社会的悲哀,社会深层次的悲哀。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我们早晚会走到非人的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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