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山西运城市的官方网站“运城市阳光农廉网”在其“政务公开”栏目发布了《长直乡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调查摸底工作方案》。  该文件披露,“根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2014年5月至7月底拟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全面、彻底调查摸底,摸清底数,为下一步加强规范管理打下基础。”对此次排查的政治意图,文件明确说,“务必从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全力做好。

香港的《星岛日报》和中国大陆的左派网站“观察者网”都引述这一文件做了报道。或者也因为如此,有趣的是,截止今天(6月20日)发稿时,疑似泄露这一文件的“运城市阳光农廉网”的相关网页已经无法打开。长直乡位于山西省垣曲县,人口仅有一万四千多人,以农业为主,也并不处于环保热点或者云南等多族群聚集之地,相信不太可能会有国际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在此设点工作。

体制的惯性之下,长直乡仍然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首的“专项工作领导组”,并在乡综治办设立专项组办公室。长直乡该文件的文字表达显然是北京下发至各省文件的转发和改写,也为外界了解国安委这一神秘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样本。据“观察者网”查询,运城市的动作并非仅此一家。从各地政府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近期多地已经开展同样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摸底调查工作,不过,如运城一般详尽的文件还是独此一家。例如,安徽省霍山县、福建省平和县等地发布了关于开展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6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维稳办到隆林县开展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情况工作调研;6月11日,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召开了全区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调查摸底工作动员会议;而早在4月22日广东省民政厅就发布了关于做好社会组织涉外活动及在粤境外非政府组织情况普查工作的通知。

运城市长直乡的上述文件称,根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2014年5月至7月底,(中国政府)拟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全面、彻底调查摸底,摸清底数,为下一步加强规范管理打下基础。

北京要求,此次调查摸底工作本着“全面铺开、深入细致、积极稳妥、务实高效”的方针,坚持“地方为主,群策群力、不留死角”的原则,对各级政府管辖范围类开展活动的境外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协会、学会、商会、研究院(所、中心)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企业经济组织的常驻代表机构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排查。全面梳理境外非政府组织、人员、中方合作单位、项目和资金等情况,并根据其活动性质从登记管理、项目审批、资金监督。引导利用、专项整治等方面提出加强分类规范管理的建议意见。

该乡政府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杨春霞为小组长、党委党群副书记、综治办为主任为副组长的“领导组”,成员则包括政府办主任、派出所所长、民政办主任和教育部门负责人。以中国政府运作的常规,在省级、地级市、县级等各级政府,基本可以确定也是如此设置,即包括了政法委(综治办),民政部、公安部(安全部),以及教育部(社科院)等四大块部门。文件还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及人民团体应确定一名分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梳理排查与本部门及直属单位开展合作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

与清查NGO直接相关的四大部委中,综治办方面负责贯彻实施专项组工作部署,协调各部门开展调查摸底工作;牵头协调专项组成员单位组成督导组,赴各地督导检查调查摸底进展情况;协调专项组成员单位整理、分析各部门、各地报送调查情况报专项组办公室。民政口方面,主要负责梳理排查与本部门合作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梳理排查日常工作中掌握的与国内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研究提出登记管理办法建议意见形成调查报告。

公安部门则负责部署本单位充分利用情报手段及工作汇总掌握的情报信息,支持、协助并做好调查摸底工作;部署本单位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参与督导各地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参与整理、分析各地报送的调查情况。教育部门以及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则负责梳理排查本部门、本系统所属单位及个人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包括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资助单独开展学术研究、受邀讲学、接受资助赴境外参加学术活动等),形成调查报告。

此前,本台曾报道社科院副研究员高程在微博透露,她供职的研究所,开始填表调查学者与海外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来往和财务关系,从现在来看,正是整个清查工作的一部分。对此项工作,北京原本希望保持低调,文件中要求,“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做到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只做不说,不宣传不报道,既最大限度获取第一手信息,又要避免引发国内外关注和炒作”。

5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谈境外在华NGO一篇专访,似应与此次排查直接相关,用意是前期吹风造势并提供理论依据。王存奎指控,部分境外NGO以提供资金为“诱饵”,吸引民间组织、个人为其工作,有的以项目合作、学术交流、学者访问为由,推广所谓“公民意识”教育,还有以扶贫助学、“维权”救助为借口,进行渗透活动,或者以国内民间组织为工具,以地方政府和高校为介质,获得公共权力支持,披上“合法外衣”。王存奎提出,在工作层面要深化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工作”,建立健全管理协调工作机制,切实防范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

此前,中共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6月10日的内部会议上,批评社科院意识形态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6月18日,《环球时报》发布一篇署名为“华夏”的文章,作者据称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该文措辞更加严厉,直接指控社科院“极个别学者为一己之私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甘愿做境外势力代言人,甚至吃里扒外,充当内鬼。”

上述文件中,对此次对海外NGO的清查工作的政治意义,官方明确提出,“务必从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高度重视全力做好————这些细节透露出北京对海外非政府机构对中共现行体制潜在冲击的敌意和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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