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上海视窗: 新疆学者南疆调研极端宗教思潮现状

根据官方调查，阿布力孜·达吾提（皮山县人）等人观看宣扬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内容音视频，组织团伙成员先后到内地和乌鲁木齐等地搜集、购买制爆原材料，并制作爆炸装置，藏匿于和田等地。“5·22”事件发生后，该团伙使用前期藏匿的制爆原材料连夜制作爆炸装置，预谋在和田市人员密集场所实施驾车冲撞碾压、引爆爆炸装置的暴力恐怖袭击活动。

除了抓捕五人外，警方宣布缴获该团伙准备制作爆炸装置原材料1.8吨以及大量半成品爆炸装置，该案所幸被破获才未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损失。熟悉新疆当地情况的媒体人告诉本台，类似的案件在新疆以往几乎每年都有破获，其背景正是新疆当地近年来日益猖獗的极端宗教势力。

最新的一期《中国新闻周刊》（661期）刊发了两篇涉疆报道。记者王维博的《在色力布亚寻找“暴恐分子”》颇有特色。巴楚县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以人类学、社会学的手法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暴力的隐秘起源。

另一篇文章则维吾尔族社会学学者吐尔文江·吐尔逊的《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探究新疆维吾尔社会面临的宗教挑战。吐尔文江的调研从2014年4月6日开始，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研究小组的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

他们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吐尔文江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瓦哈比教派的传入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北京开始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

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成为时尚，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

维吾尔族是一个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而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些年来，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考察中，吐尔文江一行人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

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这次在和田，据他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

这些外在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这一现象出现的背景，吐尔文江·吐尔逊认为，国际背景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大量宗教宣传出版物以及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另一方面，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挫折，也为原教旨保守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难度在增大，产业工人队伍甚至在缩小。由于维吾尔社会日益处于困境，在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列消极和丑恶现象。如青年男性中酗酒成风、赌博盛行、毒品泛滥。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负面社会问题令处于传统封闭的维吾尔族社会反映强烈，但维吾尔族社会内部又没有成熟的社会机制来面对、反思和应对这些问题，于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就适时出现。

王维博的前述报道也说，“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吐尔文江·吐尔逊担心，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会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力量从而对维吾尔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王维博也提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