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25年前的六四对于您意味着什么?

冯胜平:六四是我人生中的一页,我是中国最早出国的留学生,82年到美国后,加入中国民联组织,属于最早的民运组织,在六四期间比较活跃。在六四期间,我做过海外民运发言人,6月3日我们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参加记者招待会,我当时是发言人与胡平在一起。我认为中国人对政府有信任和恐惧,如果了解中国就明白,中国人对政府已经失去信任,因为80年代中国盛传三信危机,就是信仰,信心和信念的危机。当年到5月30日,学生们已经进行了将近50天的游行,显示人民对政府恐惧消失。我当时说,中国政府无法重建信念,因此中国政府会重建恐惧进行屠杀。6月4日我在CNN讲话非常极端,我当时说尽一切可能把这个政府结束掉,能够的话进行和平结束,没有办法就进行暴力结束。

25年后,我现在的想法有很大的变化,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受了太多共产党的影响,早已经习惯了共产党的思维方式。从49年以来中国搞了系列运动,三反,五反,肃反,文革。这些运动我们参加过,但是终于厌倦了,我们要结束这种生活方式。海外民主运动从82年王炳章时候开始,我到美国就参与了海外民主运动。我曾经认为靠一些职业政治家的努力,民主就会在中国实现,但是,经过多年思考和实践,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民主不需要运动,只需要生活实践,不是运动的产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对一些事务认识扭曲,比如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人民理所当然地接受,其实这不正确,也许在文明社会是这个道理,但是在中国和朝鲜这些专制国家,我们看到的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歌唱。六四的现实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躲起来。当中国反右迫害几百万人的时候,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文革株连上亿人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反抗,不是因为害怕,更多是因为信念。今天,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开始起来反抗,斗争和维权。从49年到现在,中国人可能从来没有如同今天这样自由过,但是,中国社会也从来没有如同今天这样不满过。我认为中国人有三种活法,在专制制度下我们是顺民,在改革时候我们是刁民,在动荡时候我们是暴民。中国没有公民习惯,也没有过公民社会,中国人太懂得斗争,不懂得妥协,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是妥协的产物,民主不是斗争的产物,这是我25年来思考最多的事情,得出了结论。我认为,民主越斗越少,斗到最后恐怕是屠杀,形成另外一个专制。实际上真正推动历史的动力是妥协,不是斗争,双方都应该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 六四有不少教训,但是六四后面的原凶是中国社会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六四,学生该妥协时候不妥协,政府该让步的时候不让步,不会有民主。

法广:您去年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法国人权特赦组织5月28日也向习近平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不要再打击异议人士。您怎么看?

冯胜平:我认为习近平这一代人期间,中国是否能够走出王朝自乱循环的这个怪圈非常有关系。我希望无论官方和民间,都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来从事政治。应该有一种新的活法,应该搞新政治的方式。所谓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这个思路如同邓小平让一些人先富裕起来,中国从此经济改革,摆脱了共富的思路。同样,从政治上来说,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先党内民主,然后社会民主。中国政府应该宽松,比如刘晓波和那些国内不同政见人士不应该把他们关入监狱,应当把他们送入政协,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政府不可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伐,这根本没有可能。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