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科技与传媒: 艾未未撤展与中国的审查制度

这篇推文以“艾未未撤展与中国当代艺术圈的犬儒化”为标题，对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审查制度进行了剖析。艾未未在“戴汉志：5000个名字”展览开幕的前一天表示：基于展览组织方自我审查，在关于展览的说明和新闻稿中隐去他的名字，因此决定撤走原本准备参展的三件作品，以此表达“对中国当代艺术怪象之鄙视”。

“风雨声”在推文中指出：假如艾未未的抗议仅限于撤展，可能还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争议。让艺术界许多人感到“不安”的是，艾未未接连打电话给参展的其他艺术家，要求他们也撤展以“表明态度”。一位名叫王兴伟的参展艺术家拒绝了艾未未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撤展意味着对策展人及主办方劳动的不尊重，“不撤出作品并不能构成对艾未未的伤害。” 评论者鲍栋则批评艾未未的做法剥夺了其他参展艺术家的“消极自由”，即：有不做什么事情权利的自由。
对此，“风雨声”提出个人看法指出：王兴伟在回应中混淆了一点，那就是：这起事件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艾未未的伤害”、“站队”或派别之争，就整件事的背景而言，审查制度涉及公案而非私谊。针对评论者鲍栋的观点，“风雨声”更提出：一个无法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国家，言论、结社不自由的状态下，何来“消极自由”之有？的质疑。“风雨声”表示：在人们熟知各式“潜规则”、对禁区和红线了如指掌、躲闪自如的中国，“消极自由”有时只是犬儒和怯懦的另一种说法。假如我们时代的怯懦与犬儒，全都冠以“消极自由”之名，那么，那些与体制正面冲突的个人和他们所付出的血肉代价，就变成了个人选择有别，而无良心和道德意义上的好坏之分-刘晓波、谭作人坐牢，是他们的“选择”，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人行动被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结果变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有跟体制合作的自由，你坐牢是你的选择。

“风雨声”指出：艾未未撤展，整件事件的复杂之处又在于，由于作为符号的“艾未未”，在当代艺术与政治之张力关系中，代表了某种独特意涵，加上艾未未本人从事维权行动的个人遭遇，其挑战行动的浓烈政治色彩常被各种“动机论”和“霸道”解读所冲淡。比如，年轻艺术家鄢醒就认为艾未未有意迎合西方，“必须站出来批评艾未未这种为迎合西方而制造的营销策略”。“风雨声”对此不表认同。他认为，西方媒体选择性地接受和报道中国的异见艺术，并不构成此类艺术及艺术家本人的“原罪”。相反，在中国国境之内，那些大胆表达政治观感的艺术行动，当事人依然要面对牢狱之灾，承受身体和精神伤害，如2012年行为艺术家黄香因作品《埋葬茉莉花》影射当局镇压茉莉花革命被捕，艾未未本人也因川震校舍调查纪录片拍摄而被打至脑出血。 1989年，三名湖南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因污损天安门毛泽东画像被判16年至无期徒刑。应该说，25年后，敢于往政治禁忌的脸上扔鸡蛋的艺术家的境遇从未改变过。这一点上，不能立足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而要在国家暴力的压抑现实中，来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处境。不承认艺术家作为共同体面临的审查现状，不承认自己带着脚镣跳舞的现实，容易把艺术家的价值观和政治行动之争矮化为个人恩怨。

“风雨声”在推文的最后指出：当代艺术的作者和从业者应以艾未未撤展事件为契机，反思自己所获益的艺术体制是以牺牲哪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艺术界的“平静”是与哪些魔鬼交易而换来的结果。不认识此间诸般限制和代价，无以发展艺术的思辨能力，也无以尽到艺术家作为公民的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