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在微博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毫不客气地批评民主幼稚病。他说，「大家谈了这麼多革命、民主、自由，可说的全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因為没有严格、公认的定义。这麼讨论问题，就好比两个拳击手不往对手身上打，专门踢裁判、打观眾一样。就这样，还想要民主？开口便错的水平，共识从何而来？」周舵出狱之后，於一九九二年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他惊讶地发现海外民运一致的激进革命，且热衷於内斗，「成天抓叛徒抓特务」。

周舵接受亚洲週刊採访时表示：「我是又急又气，实在忍不住，就开始笔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论战中成长，一点点发展出我自己的渐进民主论。」

他在笔战中批评高喊民主自由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看来，这类人的共同点是「用共產党的方法反对共產党」。这类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人群拥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宣称「代价再大中国人民也承受得起」，进而陷於激进的民粹民主主义。这成為他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渐进民主化」课题的开端。

在周舵看来，如果按照学术规范，这个课题根本不应该成立，他对亚洲週刊回忆了当初的忧虑，「太大，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无所不包。為了搞清一个概念，你就得读无数的文献，费尽心力，根据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从中找出可用的部分，然后形成系统理论」。这项工作非做不可，却没有人做。外国人有人做，但他们对中国的歷史和现状毕竟太隔膜，中文又这麼难，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外国人根本没法理解。周舵说「我在美国不过呆了一年多，回国以后好几个月找不到感觉，外国人来中国转几圈，怎麼可能了解中国」？周舵强调说「中国激进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专门唱高调，不负责任」。他总结称，渐进民主化是难度超乎想像的课题，「必须精读一流大师的大部头，还得融会贯通，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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