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胡新民：毛泽东为何会震怒？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为解决农村医疗问题，1965年1月，党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此后半年时间内，全国城市先后组织2800多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历史学家杨念群对“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他说：“但此举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就解决不了农村的医疗问题。”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卫生部同时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也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赤脚医生”在广大农村迅速普及起来。他们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杨念群分析说：“这种‘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事。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评价那个年代，但中国赤脚医生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 “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在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至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依然经久不衰。

　　 2012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卫生系统研究全球研讨会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朱迪思·罗丁说，这种农村医疗办法“给人启迪”，是个“创新”。

　　 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人士指出，当时由于城市培养的医生拒绝到农村安家落户，中国政府招募和培养了100万赤脚医生，让他们到农村工作，他们给村民接种疫苗、教给他们基本卫生知识并搜集流行病数据。有一批人留下来，成了常驻的乡村医生。其中有一位成为中国的卫生部长。他就是陈竺，他当了5年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一名血液病学专家。

　　 英国牛津大学卫生政策和经济学教授温妮·伊普说：“赤脚医生的工作对于降低中国医疗服务的成本很重要。更根本性的变化是重点从治病转向了预防疾病。”伊普表示，赤脚医生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被废除，这是经济改革的一部分。随着中国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人们要花钱购买服务，包括医疗服务。

　　 “赤脚医生”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世界性的意义。有关人士指出，过去30年，随着私立医疗机构的作用不断增大，中国的医疗成本在不断升高。尽管赤脚医生现象已经成为过去，不过这项计划对于印度这种医疗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是可借鉴的宝贵经验。他们将制订2015年之后的医疗目标，2015年是世界各国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遮蔽不住的。杨念群的话说得很中肯：“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日益增多，有些以前坚决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国人的看法也开始有所变化。茅于轼就是其中之一。

　　 茅于轼2013年10月在FT2013中国高峰论坛与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展开了对话。茅说：“毛泽东也不是说一点好事都没做，最重要的几点好事是他对农村的医疗提倡赤脚医生改善医疗条件，而且他当时批评卫生部，叫‘城市老年卫生部’，这个批评现在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批评现在也是可以用的。”这句话使笔者想起了俞正声评价毛泽东的一段话，他说：“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见俞正声2011年6月20日在上海交大的讲话）

　　 由此可见，无论是茅于轼所说的毛泽东的批评，还是俞正声所说的毛泽东的担心，在今天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新三座大山”，医疗首当其冲；现在的医患关系和当年赤脚医生和农民的温情关系，孰优孰劣，有目共睹。我国的贫富差距，屡创新高。工农虽然还没有重新沦为社会底层，但也不得不防。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呢？

　　 顺便再来看看茅于轼与张力奋谈到的其它一些内容，例如，茅说：“我写的文章有很多毛病，因为我年龄大，记性非常差，有些数据我也懒的去找，马马虎虎就写了，其他的我也想不出来了。”茅的这种坦诚同样也值得肯定。他的记性的确不敢恭维。流传甚广的茅的文章《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其中关于日本的几个数据，居然没有一个是正确的。笔者为此查阅了历史资料，以国际上权威的数据为基础，写出了《茅于轼是怎样帮助日本站起来的》一文，有数家网站转载。在此以前，针对茅于轼这篇文章的其它内容，还写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一文，发表在刊物上，也有一些网站转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比照看看，上网搜素即可读到这些文章。

　　 茅于轼的初步变化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希望他继续变化。同时，更希望其他一些人今后能够力戒“马马虎虎”发表言论的毛病。毕竟，历史的真相是遮蔽不了，歪曲不了的。历史的主角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成就，这样才能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