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董忠义：“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1958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采用异乎寻常的方式将“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公之于世。

　　 一版头条刊登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刊登通讯《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二版用整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发言；三版用半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一时震惊全国。

　　 其实，这是一条迟到的新闻。因为早在43天前，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已经开除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的党籍，并将三人定性为“李世农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为何此时公布该案？这与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多次讲话有关。谈到党内的思想动态，毛泽东说：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反党集团，如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就有，他们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有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规律。

　　 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毛泽东说：“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

　　 震惊全国的反党集团

　　 1949 年4 月至1952 年1月，曾希圣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是曾希圣的主要助手。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一些龃龉，逐渐引起曾希圣的不满。

　　 1957 年 2 月，曾希圣提出要在政法部门反右倾，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李世农对此持有不同意见。5月，全省政法会议召开，李世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有偏差。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政法部门要发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要依法办事。杨效椿、李锐与李世农持相同观点。

　　 1957 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7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曾、李之间的分歧迅速升级，曾希圣认为李世农思想右倾，包庇政法系统中的大批右派分子。7月份以后，省委多次召开小型会议，要求李世农检讨所犯的“右倾错误”.

　　 8 月 1 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强调运动“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安徽省委在全省展开更为积极的反右派斗争，对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进行更严厉的批判。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向与会的45人公布李世农的“右倾错误”，要求全体委员克服“温情主义错误”，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李世农、杨效椿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既为自己申辩，也为政法部门的干警主持公道。

　　 杨效椿对曾希圣的这些做法有意见，11 月22 日分别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写信反映情况和申诉。由于省公安厅在合肥、蚌埠等6个交通枢纽城市设立检拆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在安徽寄不出去，他派外甥董忠义到外省投递。没想到省公安厅早已对在职的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动用了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省公安厅派3人跟踪董忠义到南京，连人带信押回合肥。

　　 12 月 15 日，安徽省委召开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展开批判，以解决省委领导层内部的“右派”问题。会议伊始便充满了火药味，把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上升到“右派言行”.李世农、杨效椿对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推行强压政策的做法表示异议，并在会上多次向与会者解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认为全省政法部门执行的是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不存在“右倾”思想，更没有“反党罪行”.

　　 12 月 17 日至 18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曾希圣汇报说李世农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包庇和宽纵反革命分子，今年又反抗省委提出的在政法部门反右倾的斗争，并且组织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向党猖狂进攻。毛泽东听后表态：“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

　　 曾希圣拿到了打倒李世农的尚方宝剑。

　　 由于前一阶段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2月25日，安徽省委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规模扩大为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共 1524 人。此外，还有1834 人列席会议。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口头发言261人，书面发言920 人，张贴大字报 6250 张。省委办公楼贴满大字报后，又将大字报移至合肥市新落成的新华书店大厅内，组织各界人士参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一些发言者无限上纲，指责李世农等人“是长期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安徽政法部门特别是检察机关说成是“解放以来就成了反革命、坏分子的庇护所”.李世农、杨效椿被剥夺了发言权和申诉权。

　　 在批判斗争42天后，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李世农、杨李世农 杨效椿 李 锐往 事 录482014年第5期炎黄春秋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继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被打为右派后，在全国挖出的又一个由省、厅级干部组成的“反党集团”.

　　 同日，曾希圣在会议上作了《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关于李世农反党集团事件的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的大右派分子……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会议不仅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大右派分子，而且还挖出了他所结成的反党集团。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均在政法部门……毫无疑问，这更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曾希圣指出李世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一、组织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二、包庇和宽纵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庇护自首叛变分子和坏分子。四、夸大灾情，否认合作化的成绩。五、反对生产改革，实行促退主义。六、篡改党的方针、政策。

　　 七、处心积虑，破坏党的团结。八、隐瞒错误，伪装朴素，欺骗组织，欺骗群众。

　　 杨效椿被认定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一员主将”，主要罪行是亲手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经暴露了的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搜集农业合作化所谓偏差等。

　　 李锐被认定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又一主将”，主要罪行是将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常常借口“人民内部问题”、“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拒绝批准逮捕和起诉，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脱罪责，并亲手宽纵了三十余名罪犯。一贯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并竭力煽动检察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阴谋改变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甚至公然宣称检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株连伤害了一批干部，被直接株连的属中央管理的干部33人、省委管理的干部77人，政法系统、检察系统被批判、处分的3000余人中，大都也是被株连的。省检察院被划右派分子和坏分子21人，占总人数的27%，其中被判刑和劳教的 8 人、被监督生产的13 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机关干部葛布奇一家15人，因此致死的就有9人，葛的爱人因生活困难，将两个孩子遗弃在合肥街头，三次改嫁，也未逃脱饿死的命运。地（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11人，另外还有1人斗争之后给予纪律处分，未被批判斗争的仅有4人。芜湖市副检察长周玉志和马鞍山市副检察长林钧源等在劳改中含恨离世。

　　 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全省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魏心一（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被打成“魏心一、戴岳反党集团”.全国共划右派552877 人，安徽划右派分子 31472 人，占全国的5.7%.

　　 苦不堪言的罹难岁月

　　 右派分子如何定性，怎么处置？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现在要加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叫’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右派现在反社会主义，我们就把他看作是敌人了。”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点名批评“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毛泽东认定李世农的问题是闹分裂，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在劫难逃了。李世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7级降为12级，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被赶出省委领导居住的小花园，搬到合肥市庐江路边的一栋小楼的底层，家里住着省公安厅的便衣干警，24小时面对面监督。李世农失去人身自由，继续接受审查。

　　 李世农的夫人江音原任省人事局副局长，因受株连也被打为右派，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3级，发配到合肥郊区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1959 年 7 月，李世农夫妇被发配到歙县商业局沙溪饲养场监督劳动。让他们愁肠百结的是孩子们怎么办？7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2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老五和老七交给老阿姨留在合肥抚养，夫妇俩带着5个孩子去了歙县。

　　 歙县地处皖南山区，离合肥300多公里，与浙江省临安县交界。这个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既有利于监督劳动，又能切断李世农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李世农在这里度过了近三年与世隔绝、饥寒交迫的生活。夫妇俩承担饲养场最脏最累的工作，李世农养兔子，江音先养鸡后养猪。时隔不久，饲养场发生猪瘟，两人被诬蔑为放毒犯，受到残酷的批斗和体罚。

　　 一年后，安徽发生亘古罕见的大饥荒，农村大量饿死人，李世农一家陷入困境。看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李世农从此不吃早饭，以水充饥，把省下的口粮让给孩子们吃。夫妇俩在田头路边种南瓜度饥荒，才使一家老小逃过这场灾难。

　　 李世农的老战友，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一直牵挂着李世农的安危。1960年9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约李世农到安徽滁县见面，一看到骨瘦如柴的李世农，刘顺元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决心要替李世农申冤。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马上约中监委副书记钱瑛来宁，详细介绍了李世农冤案的来龙去脉，请钱瑛向中央报告真实情况。钱瑛在党内有“女包公”之称，回到北京后如实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李世农苦熬四年之后，于1961年1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分配到寿西湖农场任副场长。

杨效椿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 9 级降为每月借支 100 元生活费。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