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辛允星：未雨绸缪话中国

　　 身处当下的中国，很容易情不自禁地产生“末世”之感。因为去年的全会，很多中国人本来已经泛起了一丝的乐观；但伴随着一年来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之演绎，这种乐观情绪正在急剧退化。民间呼唤多时的官员财产公开没有兑现，却有大量民众因所谓的“谣言”或非法集会而获罪；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但未换来政府对强征土地等恶劣行径的收敛，却引出了公务员鼓动武警对民众开枪的聒噪；日益严峻的暴力恐怖行动非但未唤醒政府对社会自组织力量的重视，却换来了满街的荷枪实弹武装力量乃至市场宵禁；经济增长的乏力不仅未惊醒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重视，反而不断推出各种“规划”（如经济带建设、行政手段干预房价和经济增速等）……这一切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正在进行的所谓“改革”不过是既有体制对自身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根本不可能触及最根本的“政治体制”问题。也有人说到，这也许是为了首先稳定局面，等各种条件基本具备就会开展更深刻的改革；我在思考之后发现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何也？原因只有一个：很多持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人士被压制乃至迫害！若当局真有心采取社会进步意义上的改革，绝不应该对这人“下手”，因为他们非但不会阻碍改革的进程，还会很好的配合体制内的改革者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换一个角度说，经过几十年的“大清洗”，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自组织能力，所以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若要预备开展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须首先“重建社会”（孙立平语），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对此表示出丝毫的兴趣，而且对已经十分狭小的社会空间不断进行挤压——监视、分化、打击等。在此情况下，强大的政府就成为了实现社会整合的唯一力量，而又由于多年来的官民冲突，其合法性几乎已经丧失殆尽，这就导致了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即这种刚性整合一旦破裂，中国社会将何以存在？不少的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我党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离开它，又有谁能把庞大的中国组合在一起呢？战乱总不是值得向往的选择，因此现状尽管不佳，但是也需要尽量维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也基本认同这个观点；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当下的统治秩序就真的能够长期维持，正如秦、隋、明末期虽然同样缺少成熟的替代性政治力量，但是历史规律却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担忧”而发生改变，因此随后发生的社会动荡也就水到渠成了。

　　 不能成功改革，必然遭致革命。基于对历史规律和当下中国社会事实的评估，我预测地认为中国新的一场社会动荡已经在所难免，而且可能还比较剧烈。既然未来已经注定，那么多言无意，更没必要做无谓的忧虑；但是，如何收拾残局、重建国家和社会，却不能回避。作为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应该有自己的担当，但是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除了“嘴皮子”的功夫，自己似乎“别无他能”了，所以唯一可能发挥的功能就是向社会大众“讲道理”，待中国面临新的命运选择之时，动员更多的人站在“正义和进步”一边，防止他们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蒙蔽欺骗，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炮灰”。我已料定，中国变局一旦开启，各种政治势力必然群雄四起，意识形态的争论必将成为政治斗争的“第一仗”，面对彼时的局势，定会有“左翼力量”登台高呼，向民众大肆论证“刚刚发生的社会改变”是错误的，甚至将当时的各种社会苦难统统归为“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责任，正如苏联解体后中国所出现的声音——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民主化、自由化、对外开放正是导致苏联民众生活陷入困顿的根本原因，言外之意，若没这些变革，苏联人的幸福生活就不会结束。

　　 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深知这场社会动荡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本和重新掌权的最佳时机，因此定会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论证“强大国家”的好处，美化毛泽东时代、丑化西方民主宪政、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为市场机制和西方的和平演变，将成为他们“理论宣传工作”的三个基本点，并效法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家特别是先祖毛泽东的政治技术，向中国的广大民众开出诸多充满诱惑的“政治承诺”，利用中国民众“崇拜明君清官”的固有心理和怀旧情结完成新一轮的社会动员，最终将中国历史拉回“秦汉原点”。毫不夸张的说，国人若不能迅速“理解”左翼政客所宣扬的这个公开的“历史秘密”，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思想将催生出一个新的“专治体制”，甚至会民主选举出中国的“纳粹希特勒”。因此，如何迎接这场必将面对的意识形态论战，将成为中国进步政治力量和自由主义思想阵线必须提前思考的话题，能否打赢这场“笔头上的战争”将决定中国转型的后续路线乃至最终前途。很显然，今早尽快揭露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历史事实、动员更多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赴欧美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向基层民众讲清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苦难的真正根源，是逃避不了的工作；只有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看清了自己命运的由来，才可能防止他们继续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良政客所利用，从而沦为历史发展的障碍。

　　 可以想象得是，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论战当中，如何对当时的社会困境给出解释是个十分棘手的话题，从表面上，困境与政治局势的变革几乎同步发生，不能深刻理解社会的人自然很容易将之归结为“变革”的结果，认定没有这种变革，就不会出现这些社会灾难，殊不知这一切的不良后果恰恰是“之前历史时期”埋下的种子所致。此种“表象归因”及其背后的社会心态一旦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左翼专制力量势必受益，尽管这只是一种幻觉。所以，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现在应该提前着手，向国人论证即将到来的那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其实早已酝酿出来，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源自60年来的错误路线选择，当下的所谓“经济繁荣”只是一种“泡沫”，它注定会导致一场萧条，未来的那场经济危机绝非“变革”所致，而是历史早就注定的结果。同样的，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也是源自60多年来国家对社会的“无情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被破坏殆尽，强制性的政治整合力量一旦松弛乃至崩溃，短期的政治危机必然到来，但是其中的原因也并非变革，而是历史的欠账。这些结论也许不难宣讲，但是如何把其中的逻辑关系和历史事实依据摆出来说服大众，却是一项不易操作的技术性工作，我坚信：若“结果”尚且能够预料，那么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也是能够说清的，只是需要我们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必须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提前把这场注定难以避免的“争论”未雨绸缪地摆出来，绝非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社会预测能力和前瞻眼光，而是希望尽早开始这项必须从事的工作：提醒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不要因为对社会问题的“错误归因”而无意识地转化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更希望告诫那些“极左”政治阴谋家不要以为国人那么容易被蒙蔽，借机煽动国人再次回到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让中国人陪同你们重演“王朝更替”的游戏。唐德刚先生曾经预测说：中国走出历史的三峡需要200年，即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到21世纪的中叶；如今这个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中国是否能够彻底摆脱传统帝制和集权主义，迎来民主自由的宪政时代，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祈祷天佑中华！同时，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各种挑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唯有如此，中国将要到来的社会转型才可能成功，才可能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重”担当莫过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