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现代经济社会,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体制和政府财政权的扩张导致了纸币的持续超发,也肇始了愈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进而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利,而需要在宪法位阶上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规范。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不但要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地位,还应当通过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予以宪法性约束,使其权力运行真正能够受到民主监督的制约,以期实现对人民基本权利之有效保障。

   关键词: 货币权力;信用货币;宪法规制;民主监督

   一、问题的发端:纸币发行的泛滥

   “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外部形式。”[1]马克思货币理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阐述了货币能够作为商品间的流通媒介,体现了货币自身须具备的价值属性。而金银之所以能够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不仅在于金银作为贵金属本身所具备的特殊物理属性,还因为其本身就物化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而存在。在金本位制时期,虽然纸币本身并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是作为黄金价值的代表,具有着可兑换权利的保证,纸币就从黄金的价值那里借取到了相应的权益表示,从而能够在社会流通中充当执行货币职能的价值符号,“但金币退出流通后还可以作为商品,具有自身的价值;纸币在流通之外则失去了一切价值(不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2]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货币金本位制时期,公众持币人可以根据自己钱袋里货币购买力价值的波动,而有权利选择向银行或政府要求兑换回黄金,从而能够阻断自己劳动财富不断流失的风险。国家货币在黄金价值背书的担保下能够保持币值稳定,公民货币财富也获得了安全保障;同时金本位制起到了稳定经济和抑制金融投机过热的作用,因而经济领域投资价值取向兴盛,世界各国政府也没有出现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局面。

   在现代经济社会,金本位制被无情地拋弃后,纸币在本质上是建立于国家权威和国家信用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信用关系。作为法偿货币,纸币也就是依靠政府强制力予以价值背书的法益符号,纸币信用价值的稳定性必然有赖于货币当局对其价值稳定之承诺义务的遵守。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只是得到对货币资金的一种占用权或使用权,是代表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负债。对中央银行来说是一种债务收入,而不是无须偿还的收益。[3]也就是说,每一张流通中的纸币也都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负债,而每一个持币人手中的纸币也就是对国家货币当局的债权凭证。而债务人义务责任的履行都不应该回避相应权利人的监督,否则该债权凭证的实际购买力价值就存在被日益削减的可能。

   纸币自身作为价值替代物的特殊性质也决定了其表征价值的不稳定性。政府强制背书的信用保障机制不能代替货币价值规律的内在制约作用,当社会流通中的货币量与社会劳动财富的真正价值之间的平衡状态被肆意破坏时,货币危机或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如果支付平衡的过程由于信用突然波动而被打断,支付机制被破坏,那么人们就会突然要求货币成为实际的一般支付手段,并要求全部财富以双重形式存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从而要求这两种存在方式相一致。”[4]所以说,货币发行量一旦超出了社会商品实际价值量的范围限度,纸币就已经偏离了其代表的价值基础,对货币价值规律的无情违背就会导致纸币面临币值贬低的风险。

   纸币国家法益表征的特征也决定了社会公众财富存在不断被隐形盘剥转移的风险。货币作为直接代表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才能够在商品生产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配性作用。本来“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财富保存”,[5]但信用货币完全替代金银贵金属货币后,基础货币的供给已经不再受到金本位的约束,由于纸币发行没有了价值约束的机制,货币当局能够一本万利地利用纸钞发行来套取社会资源和公众财富。国家印钞机的随意开动,意味着信用货币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向社会,稀释持币人的货币权益,转移套取公众财富;其实质也是货币发行当局拥有了一种巧妙分割和索取社会公众劳动价值的权力,并且此种权力至今无需通过公众意志的投票认可,这样,货币发行机构就拥有了化废纸为财富的神奇权力。“财富本无所谓权力。在其本来意义上,财富只不过是物,不过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但是,由于财富的商品化、货币化和资本化,财富取得了社会权力,即支配人、统治人的权威和力量。财富权力是通过货币权力、资本权力表现出来的。它的第一种形式即是货币权力。”[6]不可兑换的纸币从实质讲是政府彻底限制和剥夺了人民将货币兑换回黄金的支付请求权力,而政府货币的超发致使纸币真实购买力的持续下降,使人民通过自己劳动交换回来的财富也因此失去了抵御侵犯掠夺的能力。并且由于国家强制力的普遍效力性和纸币的权威性,持币人处于无处逃避的困境,只有被动面对政府货币创造数量的不断放大,忍受自己劳动财富被无情地蒸发转移,而转移的财富皆悉数被政府纳入囊中。至此,西方民主社会所一直标榜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宪理念就成为了一纸空文而显得苍白无力。对于这一点,格林斯潘曾经在其《黄金和经济自由》中这样描述没有了金本位,人民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免遭通货膨胀掠夺的手段。再也没有价值的安全避难所。就算有,政府也会用行动让这个避难所变得不合法,就像美国政府曾经宣布个人持有黄金不再合法那样。”但是在其任美联储主席后却是实行着坐在飞机上撒钱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纸币(或其他代币券)被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后,这种垄断就变成了一场无可救药的灾难。”[7]如果说不兑换货币是一种罪恶,则滥发纸币的行为更是对公众的一种犯罪行为。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不可避免的话,金本位制则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但金本位制的沦丧已经肇始货币权力成为了张狂的第四种权力。可以说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对美元与黄金承兑责任的推卸逃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更是人类社会纸币毁灭性泛滥的真正肇因所在。也正因为此,“金本位货币制度”彻底断送在所谓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政府手里。金本位制的废黜导致了纸币发行泛滥;这也是为什么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至2006年,短短30年间,从事投机的纸币至少增加了200倍的根本原因所在。[8]

   基于马克思商品劳动价值的理论,社会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期内并不会发生巨大波动,但如果信用纸币的过度供应超出了社会劳动价值的财富创造基础,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纸币贬值而物价上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持续推行使政府各部门遍撒纸币,社会信贷规模也相应地处于无序膨胀。背离社会商品总价值需求的货币投放机制就会导致社会资源价格配置信号的严重扭曲,并且因为社会商品总价值的刚性制约,泛滥的流动性必然又会处于无利可图的结果,从而误导了民间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盲目投资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因为错误投资而血本无归。固然,政府撒出去的钱会因为铸币税的征收而旱涝保收,但政府动用未来税收资金的举措因无法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国家未来预期的财政税收也不可能得以巩固充实。最终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增加社会财富的创收效果,反而会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断地畸形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货币价值向社会商品总价值的回归必然会刺破印钞机吹大的货币泡沫,货币泡沫越大破灭的危害就越大,危机爆发的力度就越惨烈,社会经济面临的打击就越沉重。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所科学揭示的货币价值规律断然不是任何庞大的印钞机能够随意篡改的。

   从立宪主义层面分析,任何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的积累与爆发,都是人类社会对科学规律的偏离抑或是违背所致,而权力的失范和制度体系构建的缺陷正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众多危机爆发的最终宿源。其实,“导致政府可能破产的元凶,就是一张纸可以换到一堆东西的现代货币制度,加上政府无限制发行货币以换取经济中增长的贪婪”,[9]也是导致经济通货膨胀,金融危机频发,社会公众财富曰益缩水的根源。换言之,不可兑换的纸币信用货币体制,使政府自以为终于在近代文明社会找到了“摇钱树”,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源,但异化了的货币权力又恰恰使现代社会危机重重。而信用纸币的发行在本质上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向全体公众征收铸币税收入,并且是一种隐蔽的、不需投票通过的征税行为。所以说,短暂的浮华、动荡的危机、民生的失保这些扭曲的社会经济现象貌似皆因为一些经济理论的不完美所导致,但其真正的祸源却在于没有受到宪法规制的货币权力之滥用,不仅侵蚀了民主和人权,也肇始了经济秩序的紊乱和人民财富的急剧流失。而币值稳定、抑制通胀也是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故此,当务之急就需要寻求立宪主义对货币权力予以合理规范,寄希望于通过完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配置,防止信用货币发行的泛滥对人民财产权利的肆意侵害,并促使国家经济命脉稳定运行。

   二、纸币泛滥的肇因:货币权力的异化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代表性权力,“社会中的权力与物理学中的能一样,总是不断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10]基于货币本身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维度,资本必然具备了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的能力,并成为一种能够获取社会劳动价值的社会权力,而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更是承载了社会权力的物质载体。正如马克思所说,“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ll]随着货币金融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货币权力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也日趋深化,在目前金融全球化时代更具代表性的权力也就是货币权力。“随着生产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13]货币权力已经成为了与军事权力相并列的国家权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4]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曾这样形容说:“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马克思货币理论从货币向资本转换的关系,深刻阐述了货币不仅仅是一种交换手段,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并且正是因为货币真正特殊的“生产和交往的各种关系”本质,赋予了货币一种客观力量,支配人的权力。这也是与西方经济学以及货币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而且这些定义也牵涉到整个现状、阶级的经济、资产阶级的统治等。”[15]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膨胀维系其统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自己的大手开支——其借口就是通过干预刺激经济来营造暂时性的经济繁荣,并创造就业机会来取悦于选民。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衰退的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不足,所以要寻找方法来补充社会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政府应通过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积极干预介入市场来刺激经济增长。即使政府的财政开支入不敷出,也可以通过向央行借贷的方式来获取资金融资,并以为通过超发货币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就会使社会资金短缺的困境迎刃而解。故此,凯恩斯勋爵把金本位制对货币发行的制约视为经济信用崩溃的根本原因,宣称黄金为“野蛮时代的遗物”,只有乡巴佬才愿意使用,而纸币才会被文明、见多识广的人所使用。在凯恩斯勋爵财政赤字合理化的传道鼓吹下,束缚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戒律被无情打破,政府开始在所不惜地动用未来税收的钱,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不良嗜好以避免政治选举危机。其财政压力的释放机制就在于能够通过增发货币的融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并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缩减转嫁债务于公众。其实,长期被西方政府视为治国圣典的凯恩斯理论,其错误根源就在于其对货币价值本质的唯心主义判断,是对货币价值客观规律的藐视而形成的主观经济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墙内可直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