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此文是一年半以前发布在笔者博客上的。现在距离三年还有一年半,中国会“天下肯定要乱的”吗?

   党的十八大闭幕了。十八大描绘出了中国的未来的发展蓝图,最为鲜明的是到2020年的。但是,三年后中国会怎样,有位叫陈有西的却有了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十八大闭幕当天,有位叫陈有西的发表了“落实宪政是中国唯一出路”的讲话,结尾一段是:“这两大主题,一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私有经济的保护。二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这两大主题做好了,我们共产党的政权,还是能保住的。如果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估计三年就差不多,天下肯定要乱的,这是必然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听了非常失望,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这样踏下去,迟早出问题。我们希望闭幕式上,能够听到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给我们一点亮色。何迪教授说不乐观,但我听到一些消息,想改,还是基调。 ‘经济体制稳中求进,政治体制稳中求变,体制建设稳中求改。’,所以我们还是值得期待的。”

   本人不认同陈有西的中国会“乱”论。因为1989以后出现的“乱”论太多太多,其假设条件也差不多,往往采取的也是类似的说法。笔者手头有本海外版的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留下了“乱”派的白纸黑字。信手掂来王丹的例子,他说,如果中共不怎么样的话,“中国肯定会乱”而且“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刘宾雁的预言也在该书中记载。有意思的是,刘宾雁1989年在美国之音的预测中共政权“三年生存”,是笔者亲耳聆听的,至今还记得。后来事情的发展,世人都有目共睹了。邓小平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乱”,因此,他在1990年7月11日说道:“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

   笔者引用邓小平的这段话有点长,一来据说陈有西是位重点研究人权的律师,不知他对邓小平“人权”的看法怎样,如果陈是中共党员肯定会认同的,如果是党外人士,就是另外一回事。二来这段邓的引文是与本文整个后面的内容关系密切的。

   陈的讲话还说:“薄熙来这一套,用打黑打来的钱给自己脸上贴金,资助这些人写书,如果这些报纸和网站都被他控制的话,他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当中国书记的话,中国再搞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新的土改,杀掉所有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和百亿富豪,他是易如反掌的。”

   这段话是不是离谱了?文革也好、土改也好,难道就是为了“杀掉所有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和百亿富豪”吗?。关于文革,上面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一直竭尽全力地处置和制止文革运动中出现的乱。关于土改,首先土改是土地改革,不是为了杀人。土改的意义之一邓小平也有提到过,《南方周末》2011年月日载文道:“邓(小平)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笔者在此提醒,邓小平的反对乱的思想是一贯的,邓小平对土改的意义是非常了解的。正是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中国才没有再出现过过去那种“乱”和“杀人”。因为“乱”也好,“杀人”也好,都是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的。

   关于土改,俞正声在2011年6月给上海交大的学生们上党课时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当然有人可以不同意俞正声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发展还是证明了他的看法的正确性。

   关于杀人,笔者在网上曾看到过一些关于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文章。笔者手头有一本《黎原回忆录》,作为处理道县问题的高层领导的黎原,有如下叙述,这是可以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待道县问题:

   “ 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一四○师派炮兵五二零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枪打死4人。炮五二○团迫炮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忠实执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制止了这种残酷的互相残杀。正是这支人民的军队,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了全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任何危难时刻起到了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关键作用。在道县出现极端混乱局面的情况下,终于稳定了局势。“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会如此!

   “党指挥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定可以走得通,因为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新中国的历史除了“杀人”的历史外,还有多得多的中国崛起、民富国强的历史。当然,中国共产党也犯过不少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很严重,特别是一些运动造成的对一部分人的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对“乱”的反对是最旗帜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屹立不倒就在于敢于面对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善于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地适应形势,引导发展,与时俱进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新形势下,不论是持什么观点的中国人,应该意识到“稳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没有稳定是什么都干不成的。只要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不断富裕起来,形成稳固的中产阶层。到那时,国民的文明素养,民主意识才有足够高的水平,很多的美好的“设计”才有条件付诸实施。

   梁漱溟是国内外最著名的大学者之一,被称之为“中国的脊梁”。他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深刻体会和真知灼见的,笔者引用其中一段,与陈有西等人共勉:

   “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见《梁漱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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