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场、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愤怒但却无能为力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

根据新政,非京籍适龄学童,不但要严格采集学龄人口信息,家长还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五证”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对从事收诸如废品收购等低端行业的家长来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就连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了房的家长,即便能达到“五证”,也很难达到完美的“五证”,比如,通州区就要求达到“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求社保必须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间哪怕因为变换工作断交一个月,也立即丧失入学资格。

要说清非京籍学童一事,不妨回过头,从2011年说起。2011年时,北京出现过一波针对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的关停潮。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如何承担提供教育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在淘汰、关停草根学校的同时,把学生安置好,关停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在当时看来,北京做得的确不错。比如,朝阳区组织了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证的老师优先安置,即使没有教师证,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

现在回过头看,对政府“不使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公众过于乐观了。关停的结果是市场提供的学习机会被消灭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却持续收紧,成为逼人离开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关停草根学校,表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过度追求盈利、师资不足、质量低下、安全隐患突出。但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长期预期,从而刺激了其短期行为。但即便如此,草根学校在市场竞争下,也购置电脑、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等。假以时日,即便不能与公立学校一较高下,起码能接收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这实则是一个次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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